“救时宰相”姚崇

王厚明

姚崇是唐代“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在唐武则天、睿宗、玄宗时三次出任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道:“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房杜,指的是房玄龄、杜如晦,宋指的是宋璟,姚说的就是姚崇。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姚崇传》时,于天头上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唐朝佛教盛行,按照唐制,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公主、外戚一度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尼。一些达官显贵竞相私造佛寺,滥度僧尼,许多富户壮丁乘机削发为僧,假意出家,以逃避徭役。对此,身为宰相的姚崇谏言说:“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乌用奸人以汩。”信佛不在外求,贵在参悟于心。办事对民众有利,使百姓安居乐业,才是佛理。提出要严查假出家真逃赋现象。唐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调查,最终勒令大批冒充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堵塞了赋税漏洞,增加了财政收入,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

唐玄宗准备巡视东都洛阳,恰在此时朝廷供奉祖先的太庙突然坍塌。宰相宋璟进谏道:“发生灾变,是上天用以警诫的,陛下应停止东巡。”唐玄宗又询问已经罢相的姚崇,他答道:太庙本是前秦时苻坚所建,已有几百年了,木头朽坏很正常,只不过是恰巧与东巡碰上了;陛下东巡是为了安抚百姓,且洛阳已做好准备,如果取消行程,反倒失信于天下。唐玄宗赞赏姚崇的看法,按原定计划继续东巡。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地区发生大规模蝗灾,老百姓认为蝗灾是天降之灾,惧怕灭蝗会遭天谴,于是烧香拜神,祭天消灾,眼睁睁地看着庄稼被蝗虫嚼食而不敢捕杀。心急如焚的姚崇上奏,援引《诗经》和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认为古时有除蝗而没能灭尽的,是因为没有尽力。只要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除尽。唐玄宗于是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杀灭蝗虫。

没想到的是,灭蝗遇到了很大阻力。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灭蝗命令,上书说:“消除天灾应当依靠德行,从前刘聪除蝗没有成功,造成的灾害反而更严重。”对此,姚崇写信嘲讽他说:“如果说靠德行可以避免蝗灾,你大概是没有德行才导致蝗灾的吧?现在坐视蝗虫吃庄稼而不救,因此而造成饥荒,刺史您怎么解释呢?”倪若水心虚害怕,下令捕杀蝗虫。

当时,谏议大夫韩思复甚至上书,要玄宗皇帝“悔过责躬”“以答休咎”。唐玄宗犹豫不定。姚崇引经据典,列举魏朝和后秦时发生蝗灾不忍灭杀,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人吃人的恶果,指出“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批判庸官拘泥于条文而不知变通。针对黄门监卢怀慎“蝗虫乃是天灾,岂是人力所能除。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的论调,姚崇说:“杀灭蝗虫拯救百姓,一切后果由我姚崇承担,不会推诿给您!”姚崇为民请命的决心打动了唐玄宗,遂下令灭蝗,百姓终免于蝗灾之苦。

开元九年,姚崇病逝。他生前提倡薄葬,不做佛事。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告诫子孙“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自己死后素服入殓,不写经,不画像,一切从简,并要求子孙“依吾此法”。唐玄宗曾称赞姚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姚崇处事尊重客观事实,言行主张透露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无论是庙塌还是蝗灾,无论是丧葬还是生死,他能清醒认识本质,理性看待问题,不泥古守旧,不迷信盲从,在明辨是非中正本清源。姚崇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效着眼,主动遵循规律,善于变通应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姚崇以社禝为重、以民生为大,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难事面前,勇于挺身而出、敢于为民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