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这些天，被无数观众赞为“极度震撼”的史诗级剧作《伟大的长征》正在央视热播。抽空追看，一个名字的出现，一下子勾起我心中的念想。这个名字是：董振堂。

董振堂的名字，我小时候就知道并记住了。上初中时，有一年清明节，学校组织祭扫革命烈士陵园，我们从甘肃省民乐县到了隔壁高台县的烈士陵园，听说了董振堂带领红军战士，与八倍于己的马步芳匪军浴血奋战的故事。

1937年1月，地处西北的张掖地区冰封雪盖，风寒日冷。为完成向北“打通国际线”，与苏联取得联系的任务，董振堂率领红五军作为西路军的开路部队，在张掖的高台县城，与军阀马步芳敌军连续激战七天七夜，予敌以重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之电台丢失而与总部完全失去联系，在当地收编的民团叛变，高台县城最终失陷。董振堂在城墙上指挥作战至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年仅42岁。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余名将士战死，不少重伤被俘。凶残暴虐的匪徒割下了董振堂的头颅，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数天。

董振堂牺牲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宝塔山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参加，毛泽东深情地说：“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为了缅怀董振堂，在高台县烈士陵园和他家乡河北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设立了董振堂纪念碑亭，徐向前和朱德分别题了挽词。

当年，听说一个人的头被割下来，挂在朔风凛冽的城头好多天，给我心灵造成极大冲击，“董振堂”这三个字深埋脑海。此后多年，我零零碎碎地看过董振堂的一些资料和事迹。而再次让我对“董振堂”这个名字肃然起敬的，是他的一番话。

（一）

这番话，是我无意间读到的。红军长征时，为了保护一个女战士分娩，牺牲了不少战士。有人不理解这种“不划算”，一位红军将领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孩子）的明天吗！”

这位红军将领，就是董振堂。这番话，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神。但我一度怀疑，这句话会不会是杜撰的。多次在网上搜索，也没找到一个确切答案。直到前年，我看了军旅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上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读到了这一细节。今年看《新华文摘》（2026年第6期），又读到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所写的《“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才确信，那番话就是董振堂在长征时所说的。

走在长征队伍中的女红军战士生产，是一个悲伤的历史话题。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董振堂正率领部队在遵义城东南方向布防，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兵。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时，26岁的红军女战士陈慧清突然临产，本已撤出阻击阵地的董振堂，亲率第三十九团返回阵地继续阻击敌人。有士兵不理解，觉得为了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董振堂火了，这位军团长严肃地说：“我们打仗，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下一代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甭管牺牲多少人，也要顶住。”就这样，第三十九团的战士们在枪弹炮火中死死顶了两个小时，不断有战士倒下，硬是“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

（二）

董振堂，1895年生于河北新河县西李家庄村，28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中，冯玉祥战败，其残部被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担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不久被调到江西“围剿”中央红军。九一八事变后，他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1931年底率部发动宁都起义，带领1.7万余名官兵整建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被任命为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后任军团长。1932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上，他将多年服役所积攒的3000块银元，全部交给了党组织，留下了一段佳话。

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始终处于最后位置，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掩护重任，一次次击退穷凶极恶的国民党追兵，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铁流后卫”。朱德总司令赞誉：“老五断后，我放心。”老五，就是红五军团。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统一改为军，董振堂任红五军军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五军被编入西路军，一路向西进发，先后攻占张掖的临泽、高台县城，随后遭到马步芳匪军围攻，终至壮烈牺牲。

“我们打仗，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下一代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这样的认知，即便放在今天，也是许多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甭管牺牲多少人，也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这样的牺牲，只是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牺牲的“冰山一角”，但它的意义和价值足以震古烁今。

红军长征胜利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最终实现全国解放，成立新中国，人民是靠山，人民是根基。而人民对于红军、共产党不计代价、不怕生死的支持，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看到了工农红军、共产党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一心一意为着老百姓谋出路、争好处，为了人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甚至抛头颅、洒热血。1932年6月，董振堂撰写的《宁暴经过》里，有这样一段话：“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削……更认清楚了唯有共产党才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底……”从国民党军官蜕变为红军将领，董振堂所倾心和看中的，正是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为人民”的本色。

（三）

信仰铸就精神，精神涵养情怀，情怀孕育认知，认知引导行动。董振堂的“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正是共产党人的信仰、精神、情怀和认知鲜活而生动的体现。追看《伟大的长征》，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感慨和赞佩红军“为有牺牲多壮志”，就不难知道，红军将士们战斗、流血、牺牲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打江山坐天下，不是为个人捞好处，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而这样的真心换民心，最终凝聚成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卫团为战士张思德所举办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这篇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宣言书，毛泽东从对生命价值的追问、人为谁而死这个沉重的话题上，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看看今天灿烂明媚、生机勃发的中国大地，看看活泼可爱、幸福成长的孩子们，想想先烈们前赴后继的流血牺牲，董振堂那句“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依然震撼人心，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