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虹 文/摄

有道是，方志一邑，文脉千秋。某日，走进嵊州市方志馆，引发我探究之心的是一部《剡录》。

《剡录》作为宋代名志，不仅是嵊县（今嵊州）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更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首创的“县纪年”体例开志书记载地方大事及书目之先河，保存了大量唐以前的佚文。这些内容我之前有所了解，而这次令我格外关注的是卷首序言中的两位人物——一位是《剡录》的编撰者，他在自序中署名为“鄮人高似孙”；另一位是当时的剡县令，他为此志作序署名“鄞人史安之”。总之，他们都是宁波人。

800多年前，两位宁波人是如何合作为异乡修成了堪称浙东方志样本的《剡录》的？

先说高似孙。他字续古，号疏寮，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进士，为南宋著名学者、文人，在目录学、方志学领域贡献突出，他的擅长与家学有关。其父高文虎，字炳如，系礼部侍郎高闶从子，曾长期参与修撰国史，累官至翰林学士，《宋史·列传》称其“闻见博洽，多识典故”。高文虎娶剡县周氏为妻，于庆元年间迁居此地，为剡南高氏始迁祖，建玉峰堂于金波山明心寺东麓，内设秀堂、藏书寮、雪庐等。高似孙颇具父风，博学杂识，著作丰富，曾辑集《经略》《史略》《子略》《集略》《骚略》《纬略》六种，又有《剡录》《砚笺》《疏寮小集》《剡溪诗话》等。

关于修《剡录》，高似孙在自序中写得很清楚：“史君尹剡，访似孙录剡事，剡始有史。”就是说，县令史安之拜访高似孙请他撰写《剡录》，之后剡县才有了方志。

从嘉定甲戌（1214年）高似孙自序，到嘉定乙亥（1215年）刊印时史安之作序，前后间隔约一年，修志进展可谓神速。当然高家有藏书、有谱、有先贤文献，又居剡县熟悉环境，更得当任县令支持，高似孙想要县里的版图、税籍、兵籍、学碑、驿记等素材，自然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史安之选对了人，在编《剡录》前，高似孙的“略”系著作已出名。

再说史安之。上任伊始，他发现剡县这么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居然没有方志，觉得修志刻不容缓。史安之不愧是从四明史氏家族出来的人，懂得方志存史资治、传文承脉、立德教化的意义。想当初，做过宰相的祖父史浩，在史安之刚成年欲往明州宿儒沈焕那里求学时，写过一首《送安之往依沈叔晦师席》的诗：“吾孙年甫冠，抗志在青冥。重趼轻千里，求师为一经。功名适来去，器识是丁宁。既得贤模范，归欤喜过庭。”史浩叮嘱儿孙功名随缘，为人最重要的是器识，胸襟要开阔，目光要长远。

当了县令的史安之做事颇有格局，他上门请高似孙撰志，作为同乡，自然了解高氏家族，高似孙是其不二选择。而对祖籍在鄞、迁居于剡的高似孙来说，在地域书写上显然颇有见解，宁绍原本就界山相连、水脉相通。翻开《剡录》山水志，四明山“千冈万崖，巍与天敌”之形胜便呈现眼前，“其境接句章”“其水归鄞江”“其阴与鄞之雪窦山接”……高似孙下笔从容，如数家珍，加上仿郦道元《水经注》体，令人读志书亦能读出美的意境。

史安之在后序中简述了修史缘由：“余惧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故为《剡录》十卷。”确实如他所说，若剡地古代有志，那兴废沿革过百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史安之还写明，《剡录》“皆高氏所作，凡山川、城池、版图、官治、人杰、地灵、佛庐、仙馆、诗经、画史、草木、禽鱼，无所不载”，末句又强调“后人毋以印刊而辄废斯书”。可见史安之对雕版原典的重视。

除落实修志外，史安之同时做了一系列有益文化教育的事：兴县学培养人才，将学宫从旧址迁至风景秀丽之地；于东门外重建访戴驿，那是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地理坐标；并在驿南新创舣雪楼，匾题“剡川一曲”。要知道这里可是水陆分程的津堠，过往之人抬头见到的便是剡地山水之眉眼。史安之这样做，既方便了交通，又把魏晋意象落在了实处。

近代《嵊县志》中，有宋人李宿写的《邑人史公安之治绩记》一文，其中写到史安之捐俸代输与奏蠲和买的细节，颇暖人心。史安之到任第二年，核查出百姓拖欠税款，又见当地土地贫瘠、农人生活困难，他竟自掏腰包替百姓垫付。一年之后，他又上奏请求减免赋税。父老闻之，夹道欢呼，并请李宿撰写碑记，表示要“立石垂后”。

历史自有后人评说。时隔800多年，当我翻阅《剡录》时，深感敬佩，如果没有高似孙、史安之两位宁波人，也就没有这部地方志。可《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高似孙时，转录了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的评语，称高似孙为权臣韩侂胄上生日诗九首，每首皆暗用“锡”字，寓“九锡”之意，为清议所不齿。又说他在“知处州时，尤贪酷。其读书以奥僻为博，以怪涩为奇，至有甚可笑者”。

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剡录》的学术价值。纪昀等人对其总的评价是：“统核全书，皆序述有法，简洁古雅，迥在后来武功诸志之上，殊不见其怪涩可笑。”反而觉得“陈振孙云云，殆不可解”。于是他们推测，大概高似孙著作多涉及魏晋以来的诗文事迹，与当时南宋道学派和江湖派风尚相违背，故遭陈振孙贬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