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朗

今年早些时候，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发布一批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是：周某，35岁，原任某金融科技企业AI大模型质检主管，月薪2.5万元，后公司以技术升级、AI可替代其工作为由，拟将其调至普通运营岗位，月薪降至1.5万元。协商未果后，公司单方解除与周某的劳动合同。杭州中院认定，企业主动引入AI属于自主经营决策和技术革新，并非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法定情形，AI技术发展尚未达到实质性替代劳动者岗位的不可抗程度，‌不构成“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且公司未履行公平协商义务即单方解约，认定其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支付周某双倍经济补偿26万余元。表面上，此案发生的直接诱因是劳动争议，但背后与企业在AI运用中存在不当行为密切相关。

如今，AI赋能效用显著，深刻重塑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决策模式及社会服务形态。不过，按照‌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事物往往兼具正反两面，某些事情有利也有弊。比如，水能灌溉农田、发电航运，但若失控则引发洪涝、淹没家园；火可烹饪食物、提供温暖、推动工业发展，但失控则导致火灾、污染甚至伤亡。AI也一样，它既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红利，但也伴随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及就业结构调整等挑战，就像上述杭州案例，就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此案例发生在杭州，并非偶然，而是这座城市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产业深耕多年、生态日益成熟的必然结果。杭州拥有深厚的产业基础与创新集群，已构建起涵盖芯片、大模型、应用落地及硬件制造的完整AI产业链，这种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人才与资本，为各类AI创新实践提供了肥沃土壤，而在AI运用中存在不当行为是AI技术发展的必然伴生现象。可以预言，在全国各地，随着AI技术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介入经济社会生活的程度越来越深入，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引发新的法律与伦理挑战，相关的‌新型犯罪手段和刑事民事等案件，会越来越‌多发、常见，‌社会风险复杂化将加剧。

对此，不能仅仅依赖公民和企业经营者的良心、道德和自觉，而必须构建‌制度化的刚性约束体系‌，通过法律、技术与标准三位一体实现治理，引导AI“天天向善”。值得称道的是，杭州在司法治理与规则探索上具备前瞻性。作为互联网法院所在地，杭州在处理新型数字纠纷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不论是全国首例AI“幻觉”侵权案、涉“AI智能体流量劫持”的不正当竞争案，还是“AI替岗”引发的劳动争议，均通过典型案例确立了责任边界与权益保护标准，为行业划定了‌责任边界、用工红线与人格权保护底线‌，将抽象法规转化为可执行的商业合规标准。这种“包容审慎”且“严守底线”的法治环境，并非限制AI发展，而是通过‌精细化规则‌消除AI“野蛮生长”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推动行业进入‌高质量、可预期‌的发展阶段，既鼓励了技术创新，又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规则指引。

杭州的实践给各地以深刻启示，对于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不能因为“法律永远是滞后的”，就消极等待或无所作为。相反，为防止一些不法分子以“法无禁止即可为”当借口，逃避法律责任、扰乱社会秩序，应当‌强化司法能动性‌，理性看待挑战，坚持安全发展，力求在法治轨道上尽早介入、主动探索、积极创新，梳理借鉴当前全球领先国家在AI治理方面的具体实践案例，总结本地方方面面的社会实践，通过‌制度设计、科技手段与理性认知‌，‌完善法律法规与标准，建立技术硬约束机制，‌强化协同监管与问责，厘清AI运用边界，对违法违规使用AI行为实施严厉处罚，形成有效震慑，确保AI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