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祥

古之君臣相辅，皆有定职；为官者立身行事，首重职责。《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记载着一桩小事：唐高宗时，李弘为太子，宴于宫中，命宫臣行掷倒之戏（翻跟头），当依次轮到左奉裕率王及善时，他毅然拒绝，并直言：“掷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王及善短短一番话，道尽为官履职的真谛：各司其职、各守其分，不越位、不渎职，方能尽辅佐之责，成立身之本。职责所在，不可轻忽，更不可僭越，《资治通鉴》中所载的诸多先贤旧事，将“守职尽责”的道理诠释得淋漓尽致。

职责之要，在明辨边界，不做非分之事。世间百业，皆有分工；朝堂为官，各有职守。伶官之职，在于献艺娱情，专供宫廷宴乐嬉戏；东宫属官之责，在于辅佐太子，修德进业、匡正过失、参谋政务，二者本就泾渭分明。掷倒之戏，本是伶官分内之事，无关国政，更非朝臣该涉之事，太子一时兴起，令属官王及善等效仿，看似只是宴间小趣，实则已然混淆了职责边界。王及善深知此理，身为东宫近臣，若屈从于一时之令，便是自降身份、荒废职守，全然违背了“储君羽翼”的身份定位。

其实这份明晰职分、坚守边界的智慧，并非王及善独有，《资治通鉴》中早有经典范例。例如，汉宣帝时，丞相丙吉外出巡查，路遇路人斗殴死伤横陈路旁，他未曾驻足过问，可瞧见耕牛喘息吐舌、步履异常，立刻停车仔细询问。下属满心疑惑，丙吉缓缓释疑：百姓斗殴杀伤，自有长安令、京兆尹等地方官吏处置，宰相身居三公，不必亲理这类琐碎庶务；而春日阳气初生，耕牛无故喘乏，怕是时节气候失序，关乎农事，这才是宰相该忧心的要务。不越俎代庖插手基层小事，专注于本职之责，正是丙吉被司马光赞为“知大体”的缘由。

陈平答文帝决狱钱谷的典故，也是在讲“职分有界、行事循规”的道理。西汉文帝朝会时，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茫然不知、汗出沾背；左丞相陈平从容对答：“有主者。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并明言宰相之责，在于“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由此观之，为官者唯有先厘清职责边界，知晓何事当为、何事不可为，方能行止有度。而这正是王及善拒行掷倒之戏的深意。

职责之核，在坚守本心，尽辅佐之责，不曲意迎合，不僭越渎职。王及善那句“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直指东宫属官的核心使命。所谓“羽翼太子”，从不是曲意逢迎、陪侍玩乐，而是以正道相佐，助太子涵养德行、研习政务、心怀天下，成为堪担家国重任的储君。太子身为国之储贰，一言一行皆系国本，若耽于逸乐、混淆职分，难免消磨心志、荒废正事。王及善的拒绝，看似违逆太子之意，实则正是恪守辅佐职责的担当，他不愿以嬉戏讨好换一时顺从，只愿守好本分，引导太子明辨职分、心系国事。

这份坚守职责本心、绝不因私意而越界的操守，在《资治通鉴》中亦有诸多回响。汉武帝时，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部将苏建全军覆没只身归营，军吏劝其斩苏建立威，卫青却执意不肯。他深知，将帅之责在领兵征战、决胜疆场，而生杀刑赏乃帝王专属权柄，身为臣子绝不可越权专断，遂将苏建押送长安，交由天子裁决，尽显为臣守界的智慧。

无独有偶，北魏尚书令“笔头奴”古弼，面对太武帝索要壮马游猎的命令，执意供给弱马，面对帝王震怒，他坦然直言：“吾为人臣，不使人主盘于游畋，其罪小；不备不虞，乏军国之用，其罪大”，身为辅政大臣，职责在于强军备战、安定社稷，而非迎合君主游猎私欲，宁违君意，也不误国事，终被太武帝誉为“有臣如此，国之宝也”。

更有唐太宗时大理少卿戴胄，面对太宗一时盛怒下达的“诈冒资荫者不自首处死”（候选官员假冒资历和门荫，不自首则处死）的敕令，坚持依法只判处流放，直言帝王敕令只是一时喜怒，国家律法才是天下公信，绝不因皇权威势逾越司法边界。这些先贤的举动，与王及善如出一辙，皆印证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尽责，从不是无底线的顺从，而是守住职责边界，以公心相佐，不渎职、不越位。

职责之重，从来不止于个人立身，更关乎朝堂秩序、家国兴衰。为官者守职尽责、严守边界，既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更是朝堂运转有序、天下安定的根基。古往今来，贤臣良佐无不恪守此道，王及善、丙吉、卫青、古弼、戴胄，他们皆以职责为标尺，行止有分寸，履职有担当，既成就了自身的贤名，也辅佐君主开创太平治世。反观那些混淆职责、越权妄为、阿谀奉承之辈，轻则荒废本职、身败名裂，重则祸乱朝纲、贻误家国，高下之别，一目了然。

王及善拒行掷倒之戏，看似只是一件小事，却守住了为官者的职责底线与气节风骨，成为后世守职尽责的典范。时至今日，王及善与《资治通鉴》所载先贤守职尽责的事迹，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