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再飞

地方戏曲是地域文化的活态载体，承载着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与乡愁。友燕玲所著《余音姚韵寄乡情——浙江姚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根基，以细腻的学术笔触为桥梁，不仅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读懂姚剧、读懂浙江乡土文化的窗口，更通过系统梳理姚剧300年的兴衰脉络，让这份“余音姚韵”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下的精神纽带。

作为“浙江传统戏曲传承与创新丛书”的组成部分，本书最鲜明的特色便是“史论结合、知行合一”。作者没有局限于单纯的史料堆砌，而是沿着时间轴线，清晰勾勒出姚剧从民间歌舞走向成熟剧种的完整轨迹：其源头可追溯至18世纪上叶余姚北部坎墩地区的“车子灯”“采茶篮”等民间歌舞，以及“雀冬冬”等乡土说唱艺术，彼时多在元宵节前后演出，故称“灯戏”或“灯班”。至18世纪中叶，姚剧正式形成。乾隆年间已出现职业班社，以“姚滩”之名在余姚、上虞城乡流动演出。道光年间，职业灯班开始向外拓展，衍生出“串客”“花鼓”等别称，尤以“鹦哥班”声名鹊起，凭借伶俐诙谐的大段对白与清唱风靡一时。光绪初年，姚剧进入上海演出，吸收苏滩、沪滩等剧种的艺术养分，丰富了剧目与乐曲，最终形成独具乡土风味的“余姚滩簧”。1956年6月，正式定名为“姚剧”，完成了从民间小戏到成熟剧种的蜕变。书中对这一历程的梳理，不仅还原了姚剧在宁绍平原、舟山、上海等地的流传版图，更揭示了它“源于民间、兴于市井”的文化基因。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将历史脉络、艺术特质与个人情感深度交融。书中对姚剧“八勿拆”的精简结构、贴近生活的剧目创作、余姚方言的语言魅力、江南丝竹般婉转唱腔的细腻描摹，不仅展现了姚剧“乡土本色”的艺术内核，更流露了作者在挖掘这些细节时的欣喜与感动。当她记录下即将失传的“杂曲小调”曲谱，当她捕捉到老艺人谈及早年演出经历时的神采，当她梳理出姚剧从田间地头走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蜕变，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她对这门艺术的热爱。让学术分析不再枯燥，让读者得以透过文字，触摸到姚剧背后鲜活的人文温度。2008年，姚剧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也是其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重要印证。

如果说对历史与艺术的梳理是“立根”，那么对现状与未来的思考便是“铸魂”。书中客观呈现了姚剧当下的生存困境：仅存一家专业院团的“天下第一团”现状，民营剧团发展举步维艰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地方稀有剧种传承的紧迫感。而这份紧迫感，在了解其300年风雨历程后更显沉重。但作者并未止步于“叹惋”，而是结合历史经验探讨创新路径：如何在坚守方言特色与核心唱腔的基础上，对接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如何通过文旅融合、校园普及等方式扩大传播半径？如何借鉴《女儿大了，桃花开了》《五月杨梅红》等新时期现代戏的成功经验，让传统剧种焕发新生？如何让年轻一代读懂并认同姚剧的文化价值？这些思考既源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又具有切实的实践价值，为姚剧及同类地方戏曲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支撑。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填补了姚剧研究的部分空白，其价值不仅在于系统的史料梳理与专业的艺术分析，更在于通过历史回望回应“传统戏曲如何走进当代”的时代命题。在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姚剧300年的发展历程，正是地方戏曲“活态传承”的生动样本——它既保留着余姚方言的独特韵味、贴近生活的表演风格，又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主动吸收新养分、回应新需求。友燕玲以学者的责任与情怀，将这份“余音姚韵”记录在册，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既能聆听历史的回响，又能触摸当下的文化脉动。

掩卷沉思，那些萦绕耳畔的姚剧唱腔，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成为寄寓乡情的文化符号。《余音姚韵寄乡情》不仅是一部扎实的姚剧研究专著，更是一份对地方文化的深情告白。它让我们看到，地方戏曲的传承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总有像友燕玲这样的学者，带着热爱与执着，在挖掘中守护、在探索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