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坚
周静书是我敬重的兄长。他长期从事宁波民间文艺工作,有著述也有事功,传薪火亦为人梯。翻开其新著《开卷集》,我对他的理解又多了几分。如果把民间文艺研究视为一个坐标系,他通过确定民间、地方、语言、历史这四个象限,建立了自己的学术视域,也留下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礼失而求诸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社会顽强地得到了保存和发育,“民间”的价值在于它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活体和包容空间,具有集体的自发性、历史的真实性和实践的长期性。何谓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绝不是提出一个理想模型或开出一剂神圣药方,也不可能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幻想。例如,法国大革命为世界历史打开了新的篇章,启蒙思想家们提出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自由主权等一系列进步主张,但这种激进地改造制度和文化的做法,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灾难,粗暴扫荡传统,全盘否定传统,断然割裂传统,必然形成消极影响和历史教训。真正的人文关怀一定是尊重传统、尊重民间、尊重世俗的,一定是尊重历史逻辑、尊重大众视角、尊重多维价值的。周静书致力于对民间文学、民间习俗、民间工艺的发掘与研究,致力于对民间文化空间、民间生活样貌、民间社会心理的理解与守护,体现了他坚定的学术立场。他出生、成长于民风淳朴的滨海乡村,他对民间的关注既出于朴素的自身情感又依托系统的人文修养,扎根民间,且学且思且行,因此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周静书的研究,看上去多为地方性知识的生产,研究方法以实地调查和地方文献钩沉为主,实则具有一定的现代理论眼光。“地方”是文化生成的空间、环境,也是文化对话的结构、场域。中国传统文化重村社伦理、乡土伦理,“地方”是原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稳定而坚韧的载体,在地化文化传承与发展是避免输入性文化冲击与颠覆的有效路径。虽然当下社会转型加剧,地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极大改变,但是传统文化依然具有兼容新问题、促成新共识的凝聚力。如果没有对现代性的反思,无视传统文化在公共活动、集体生活、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乡村就可能走向凋敝、涣散、疏离的境地。地方的文化性格、人情纽带、社群团结,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地方并不意味着边缘、偏僻,地方反映了族群的持续协作,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存在,反映了语境的客观变动。维护地方、聚合地方、亲近地方,依靠地方的社会主体和文化秩序,增强地方的生活样态和精神信仰,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理性而不只是一种文化情怀。作为一位文化学者,周静书立足地方,立足近距离的经验,立足在场的思考,他比学院派的写作更接地气,更具有问题意识和共情力。
人类记忆在语言中的存储是极为鲜活、极为沉潜的。周静书对民间文化的理解方式之一就是打开“语言”的盒子,他关注方言里的文化根脉、谚语里的生存经验、谜语里的民间才智、俗语里的精神价值、民间故事里的心理寄托。他在为陈可伟编著的《宁波俗语》所作序言中写道:“宁波俗语,以宁波方言音韵为表征,以海洋文化、山居文化和田耕文化为特色,飘溢着海味鱼腥和泥土的芬芳。而它的内涵则充满着宁波人的智慧、勤奋、慈善、诚信、和谐、包容、务实、争先、开放的优秀品质。”语言学家钱冠连在《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一书中指出:“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的语言行为中。”所谓程式性的语言行为,指的是一种经过社会化改造的、约定俗成的活动。语言塑造了人,塑造了生活,塑造了社会,语言反映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反映了历史的传承密码,反映了地域的生命气息。
周静书的研究始终以“历史”作为方法,在动态的、历时性的历史中打捞意义。唤醒记忆更需要深入历史,民间、地方、语言,都是承载历史记忆的原乡。周静书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珍视历史留下的文化遗产,并且不遗余力地投入宁波许多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但这并不代表着文化守成,而是体现了一种借古开今的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参与联络国家文物局等机构组织实施它山堰的整修工程,初建它山堰水利陈列馆,并提出建设中国水利博物馆的设想。他提出将已分散移动的南宋石刻造像集中保护的建议,并组织实施南宋石刻博物馆首期工程,为东钱湖南宋石刻群上升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奠定了基础。他参与组织茅山范钦墓修复工程、北宋百梁桥保护工程、四明山烈士陵园首期扩修工程,策划了宁波第一个自然博物馆——周尧昆虫博物馆及新馆建设,策划了鄞州塘溪四大名人故居群的修复。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周静书的历史意识和实践作为,诠释了浙东学术的现实生命力。
我在同周静书交往之初,就了解到他在梁祝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他抢救、保护并有效传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梁祝传说,将梁祝传说成功地演绎成一种文化。他搜集整理出版了《梁祝的传说》,主编出版了《梁祝文化大观》四卷、《梁祝文库》十卷,撰写了理论著作《梁祝文化论》,他是梁祝文化专家,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任命为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会长。他主持策划了宁波梁祝传说遗址的抢救保护工程,推动地方政府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爱情主题公园,还策划了中国梁祝文化节、婚俗节、爱情节、万人相亲会、中意梁祝文化交流等活动。我到宁波出版社工作后,得知他在主编《宁波传统村落田野调查》(18卷本),立即向他组稿,和他一起商量体例结构调整和影像文献补充等编辑事宜,并成功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自指导每一部作品,并多次主持集中辅导修改,我进一步感受到他的务实、精诚。后来,我得知他和施孝峰2012年主编的《中华龙传说》也是宁波出版社出版的,该书对56个民族崇龙敬龙的精神图腾向往、龙人合一的美丽爱情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进行了系统诠释,获得了包括山花奖在内的许多奖项。从这本《开卷集》中可以获悉,他主编、作序的许多著作,都是在宁波出版社出版的,这让我增添了对他的感激之情。
我想,宁波从事民间文艺工作的许多同行,都很感激周静书对他们的提携、培养和帮助。他在鄞州担任文化部门负责人期间,拨款支持了龙舞、高跷、宁波走书、渔翁捉蚌、八盏马灯、大头和尚等项目;21世纪之初,他兼任宁波市曲协主席,他主编出版了《宁波传统曲艺精品集》(《四明南词》《宁波走书》《综合曲艺》三卷);后来兼任宁波市民协主席,15年间带动一大批民间文艺家共同创作、研究,使宁波的民间文艺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保持领先地位。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历年获奖总数已达28个,其中,他本人三次获得山花奖、两次获得入围奖。《开卷集》中的50多篇序文,饱含着他对宁波民间文艺工作的心血和汗水。他说,这是“业余的本行”,他在工作岗位上为繁荣与发展宁波文艺事业付出了更多。
我期待他的《开卷集》能被更多人阅读,宁波的传统文化需要一代代人赓续。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民间、地方、语言、历史之中,如果能从《开卷集》中有所获益,则可离传统更近一些,并且感受到当代文明的温润可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