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声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日前，笔者参加集中培训，授课老师在“政绩观”案例教学时，引用了这副家喻户晓的对联。讨论环节，学员们发言踊跃，多有共鸣，但也触发了笔者更深层的思考：政声，真要待到“人去后”吗？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常被用来强调官员的政绩与口碑，需经时间沉淀，离任后方能被真正检验。这一观点，看似无可挑剔，却也隐含着对政绩评价机制的某种被动性假设：政声只能在官员离任后，由民意自然呈现。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治理理念的更新与监督体系的完善，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政声未必得等到“人去后”才能显现。作为官员与群众互动中持续积累的真实反馈，它更应成为一种在任时的政绩评价，而非仅限于离任后的“历史总结”。

政声之所以习惯地被人们强调为“人去后”的产物，核心在于其真实性往往需要脱离官员在任时的权力影响。似乎只有当事官员离任了，才能从民意中剥离出客观评价。这显然高估了权力的影响，忽视了人心的力量，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正所谓，“民心是杆秤”，一个官员的从政行为，群众自有公论。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也掩盖、粉饰不了。政绩突出，政德受赞誉，群众给的是“大拇指”。胡作非为、劳民伤财、与民争利，在任时也会被群众“戳脊梁骨”。即便是在信息依靠“口口传播”的古代，官员的政声评价，也不是非得等到“人去后”。因为，老百姓早就知道，包青天们是伸张正义的，和坤们是贪赃枉法的。

政声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为官从政者的德行。若官员在任时便能以民为本、以“实”为基，始终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政绩的核心标准，其政声便能与民意同频共振，赢得一个好的口碑。反之，个人至上、脱离实际、无视民意，与民心背道而驰，就会得“差评”、背骂名——即便这个官员还在“台上”。一个官员良好政声的积累，本质上是为民情怀的持续输出。那种“反正权在我手，下面意见再多，又能如何”的认识，是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真正的好政声，应经得起“即时检验”与“长远检验”的双重考验。以焦裕禄为例，他在兰考任职时间不长，但因“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奉献精神，群众在任内便已将他视为亲人。今天人们“睹焦桐而念焦裕禄”，既是对他留下的“长远政绩”的铭记，也是因他在职期间“为民”初心的彰显。若官员在任时已因作风霸道、决策短视而引发民怨，则说明其政声早已被民意“提前宣判”。

将政声完全寄托于“人去后”，或会忽视在职期间的民意反馈和行为纠偏。官员在任时，其政策的执行效果、作风的廉洁程度、与群众的互动关系，本就应成为政绩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仅以离任后的民意为唯一标准，容易导致“慢反馈”与“滞后性”，甚至让一些急功近利、损害长远利益的政绩“蒙混过关”。现在，各级越来越重视对领导干部任内的随机考察、跟踪考察，就是这个道理。

政声未必要待“人去后”。从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角度，扭转这种观念很有必要。对于为官从政者，特别是那些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而言，不能只把自身的作为，放在“人去后”的评判上，而应在任内就注重检视政声，通过实干与实效，赢得民意的回响。领导干部要想真正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一点影、留下一点声、留下一点印象，就要精心谋事、潜心干事，努力为人民多作贡献，而绝不能靠作秀、取宠、讨巧，博取一些廉价的掌声。

扭转“政声人去后”的传统观念，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也需要突破“以任期为节点”的局限，更加注重“过程性、实效性、群众性”的多维考察，通过常态化民意调查、基层走访、网络平台互动等方式，让群众对官员的施政效果有更直接的发言权。以此为基础，建立更为完善的激励与问责闭环。对政声突出的，及时给予必要的褒奖；对口碑“崩塌”的，要查找原因、追溯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