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何丫

“前方到站是吉首东站——”

坐了将近六个小时的高铁，我终于抵达家乡。我混在人群中往外走，忽然意识到，这是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春运。

前阵子刷到一条帖子：“一人说一个中国特色文化现象”，底下有人提名“春运”。春运究竟为什么能被反复讨论？又为什么能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直到真正置身其中，我才隐约摸到一点答案。

候车大厅里，人很多，但不乱。大家带着不同的东西，说着不同的方言，刷着不同的短视频，去向不同的地方。但这些不一样的人，又同时涌进了同一个车站，奔向同一个朴素的目标：和一些挂念的人团圆。

这大概就是春运最本真的样子，它不是一场整齐划一的“迁徙”，而是一场容纳了所有差异的奔赴，和而不同，殊途同归。

上车之后，我找到位置坐下。车厢里陆续坐满了人，我留意到一些和想象中不太一样的细节。

斜前方是个年轻妈妈，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她的行李只有一个轻便双肩包，此时正在用手机订目的地的外卖。男孩趴在窗边问：“奶奶家有网络吗？”妈妈笑着说：“有，奶奶专门让叔叔装好了。”

座位后方，两个中年妇女正在聊天。一个说：“今年我女儿不回来，让我和她爸去重庆过年。”另一个问：“那家里年货怎么办？”她说：“少办点，人去哪儿，年就在哪儿过。”

旁边的女生正在视频通话，看到屏幕里已经上桌的丸子，她着急地对着屏幕喊：“奶奶，给我留点炸得老的！”

正前方坐的是一对老夫妇，看起来七十岁上下。老爷子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拧开递给老伴。老太太接过去喝了一口，说：“还是高铁稳，以前坐绿皮车，喝口水都洒一身。”老爷子点点头：“那时候回趟家，得折腾两天一夜。现在眯一觉就到了。”

我听着这些话，忽然意识到：如果春运只是一个固定的形式，它不可能被反复讨论这么多年。恰恰是它一直跟着这个国家、跟着每个人的生活在变。它容得下绿皮车的“拥挤”，也容得下高铁的“宽敞”；容得下千里返乡的游子，也容得下反向进城的父母；容得下一桌热腾腾的年夜饭，也容得下手机两端同时举起的酒杯。正因如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春运记忆，春运也才始终是一个活着的文化现象。

春运，它或许就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一个国家走得有多快：从绿皮火车到高铁，从“单向奔赴”到多元选择，从“折腾”到“从容”。它也照见了一些东西走得有多慢：比如人们对团圆的执念，比如那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会脱口而出的“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