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潮州网红打卡地广济桥上最让游客驻足琢磨的，是桥东头一座石牌坊。因为匾额上“民不能㤀”四个字中，最后一个字“㤀”生僻，几乎没有人能马上认出来，于是驻足，于是沉吟，于是各样猜测，于是各种解读。

有人将“㤀”认作“忘”，解读为“民不能忘”。这是“正解”。据牌坊侧石板铭文，此坊为纪念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刘浔、盐官吴均而立。韩江连年洪水冲毁桥墩，二人接力重修，吴均捐养廉银五千两，病逝任上时，妻儿无力扶柩还乡。百姓感其德，集资建坊。取《大学》“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之意，以彰官员功德。

不过，这桩“官民相得”的佳话背后，却藏着权力关系不平等的本质，官在上、民在下，官稍微做点分内事，民就得感恩戴德。这种单向感念，在今天看来，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显然是相悖的。时至今日，“海瑞抬棺”“包拯铡驸马”等“清官剧”仍被反复演绎，足见“民不能忘官”的集体无意识亦未绝。

但这种关系早该翻过来了：不是民不能忘官，而是官不能忘民。从《尚书》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说“民贵君轻”，再到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上虽有“民本”思想的闪光，但真正让老百姓不再“怕官”“捧官”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不过也得警惕，因为“父母官”的说法偶尔还会冒头，有些官员离任时还搞“万民送伞”的闹剧。所以，我们要经常在有些公仆的耳边大声喊：“不能忘民！民不能忘！”

也有游客把“㤀”看成“怠”，理解为“民不能怠”。这也很符合逻辑。既然民为主、官为仆，仆岂有“怠民”之理？不怠，包括态度上对民众的恭谨而不怠慢，一如封建时代的民视官；也包括行为上的不怠惰，行政过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更包括精神上的不怠倦，做一天和尚就撞好一天钟。

然而“不怠”二字，说着容易践行难。法国大革命前，玛丽王后那句“让他们吃蛋糕”的传闻，正是统治阶层对民生疾苦极端怠慢的缩影。如果民众长期被怠慢，积累到临界点，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引爆积压的怒火。怠惰同样致命，明末崇祯皇帝虽勤政，却无力扭转官僚系统的整体惰性，终至王朝崩解。

时运不济时，任何人都可以选择躺平而独善其身，唯独公仆们不行。正是逆水行舟之际，官员们稍有懈怠，民生之凋敝便可能如江河溃堤。怠民之害，蛀蚀的是民心根基，瓦解的是执政的合法性。所以，也应该在一些官员的耳边猛喝：“民不能怠，不能怠民！”

还有游客把“㤀”看成“怂”，理解为“民不能怂”。这种解读，显现的是民众监督权力、官员接受监督的意思。唯有不怂的公民，才能确保官不忘民、官不怠民；唯有民众自身不怂，权力才不会傲慢，服务才不会懈怠。

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当民众敢于挺直脊梁，特权、哄骗与压迫就逞不了强。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交车上为白人让座，以一人之“不怂”引爆席卷全美国的巴士抵制浪潮；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走出罗本岛监狱时展现的宽恕固然伟大，但其背后是黑人同胞长达三十年的不屈抗争。

近代以来中国的每一个重大进步，也都印证着“民众不怂”的磅礴伟力。辛亥革命的枪声，推翻了两千年帝制，造就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五四学子火烧赵家楼，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燎原之火；抗战时“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全民动员，筑起救亡图存的血肉长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红手印按下的“生死状”，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序幕。当然，这种“不怂”，绝非暴戾的对抗，而是基于权利意识的理性主张，是一种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精神的自觉、勇毅与担当。

不过，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当弱小的个体在庞大体制或复杂现实面前，习惯性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成为默认的生存哲学，民“怂”而官凶，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就会逐步丧失。因此，我们也要在自己的耳边大声喊道：“民不能怂，民不能怂！”

游客们对潮州广济桥上“民不能㤀”匾额的不同解读，嬉笑之中，道出了一个真理：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唯有各自坚守“不忘”“不怠”与“不怂”的底线，才能真正撑起一个清明、公正、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也才是真正的人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