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嘉文
十六世纪，朝鲜王朝的性理学（朱子学）在李滉（退溪）和李珥（栗谷）推动下臻于鼎盛之际，一股来自明朝的新思潮——阳明心学，随使臣与书籍东传。在奉朱子学为唯一正典的朝鲜儒林看来，阳明学所高扬的“心即理”“致良知”，无疑是对客观“天理”、严谨工夫与社会伦理秩序的颠覆性挑战。一场延绵数百年的思想交锋就此展开。这部“异端”的受压史，其意义远非一个学派的兴衰所能概括，更揭示了异质思想如何作为“他者”，刺激主流学说不断自我界定与深化，并在此过程中悄然塑造整个思想史的轨迹。
朝鲜朱子学对阳明学的核心批判
朝鲜儒者对阳明学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几个核心层面，构成了百年论辩的主轴。
对“心即理”的伦理恐慌：动摇客观秩序的“禅学”嫌疑。朝鲜性理学绝对信奉客观、超越的“天理”。李滉的“理贵气贱”“理动”说，将“理”置于主宰地位。阳明学“心即理”将道德源泉内植于心，被视为主客混淆、吞没理于心的危险学说。奇大升（高峰）在与李珥论辩中即指其“大概近似于禅”。在李滉后学看来，若人人各执其心为标准，必将导致“公是公非”泯灭，社会规范失却客观依据，陷入主观混乱。
对“知行合一”的工夫论驳斥：架空“穷理”的“蹈空”之弊。朝鲜朱子学尤重“居敬穷理”工夫，视“格物穷理”为通过读书、观察逐步认知“天理”的渐进过程。阳明学“知行合一”及其“知行本体”论，认为真知必能行、行即是知，在批判者看来实为轻视乃至架空“穷理”工夫。朝鲜儒者认为阳明学将“知”等同于道德直觉，忽略学问积累，易流于“不学不虑”之虚空，恐使士人荒废经典、轻视事理，养成“虚谈狂妄”之风，难以培养经世致用之才。
对“四句教”的严厉道德谴责：瓦解性善论的基石。阳明学“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朝鲜激起最激烈义愤，尤以首句为甚。在笃信孟子性善论的朝鲜儒者眼中，心体“无善无恶”根本无法接受，直击儒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他们斥此说类同告子“性无善无不善”，近于佛教“空寂”之论。朝鲜儒者坚信本体至善（理善、性善）是一切道德实践之终极保证，否定此点则工夫失去根源与方向。
郑齐斗的调和与异端辩护
在高压之下，阳明学并未绝迹，而是以私相授受的方式流传。其集大成者郑齐斗（1649-1736）的独特贡献在于，身处朱子学话语体系中，试图调和两者，为阳明学进行“合法性辩护”，将潜流思想提升至体系化高度。
以“生理说”重构“心即理”：寻求与性理学的接榫。面对“心即理”被斥为“禅学”的指控，郑齐斗创造性提出“生理”说。他将“心之体”或“良知本体”阐释为一种活泼的“生理”。此“生理”既是天地万物的普遍生命原理（与“天理”相通），又具体内在于人心（体现为“良知”）。“心即理”不再被理解为以主观吞没客观，而是强调天理的呈现与实践必须通过内在的道德本心（生理）来实现，注重天理在主体生命中的内在性与能动性。
以“诚敬”统摄“致良知”：弥合工夫论的裂隙。针对忽视“穷理”的批评，郑齐斗着力将“致良知”工夫与朱子学重视的“诚敬”结合。他强调，“致良知”过程本身需要“诚敬”态度，而“诚敬”的内容就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阳明学的“知行合一”并非反对学习，而是反对脱离道德实践的“口耳之学”；“致良知”本身包含了在具体事为中去体认、践履天理的要求，这与“格物穷理”的终极目标并非截然对立。
重新诠释“四句教”：剥离其佛老色彩。对于最敏感的“无善无恶心之体”，郑齐斗采取了本体论层面的诠释。他倾向于将“无善无恶”解释为心体作为纯粹至善的绝对状态，它超越经验层面的善恶对待。强调“良知即天理”，而天理是至善的，从而将阳明学的本体论重新锚定在儒家性善论的基石上，洗刷其“告子、禅学”的污名。
论辩的余波与思想史意义
这场持续数百年的论辩，其影响远非单纯的学派胜负所能涵盖。它深刻地塑造了朝鲜思想史的轨迹，这一过程在多个维度上得以显现。
朝鲜朱子学特质的固化。对阳明学的激烈批判，如同一面镜子，照见并强化了朝鲜朱子学自身的特质。为划清界限，主流儒学更加凸显“理”的客观绝对性、强调“敬”的严谨工夫、恪守“穷理”的学问路径、坚守“性善”的道德严格主义。这使得朝鲜朱子学（尤指退溪学派）呈现出比中国朱子学更强调“理”的本体性，更注重“敬畏”与“克治”工夫的倾向。正是在与“异端”的对抗性对话中，朝鲜朱子学的主体身份和独特风格得以进一步明确与巩固。
为实学思潮提供潜在养分。尽管实学思想家大多公开尊朱斥王，但阳明学潜流可能间接为朝鲜实学思潮提供了微妙的思想酵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精神气质上，阳明学对“知行合一”与“事上磨练”的强调，虽遭批判，但其反对空谈、注重行动中证悟的取向，与朴趾源、丁若镛等实学家批判“空理空谈”、倡导“利用厚生”的务实倾向，形成内在共鸣。其二，在思想权威层面，阳明学“学贵得之于心”所蕴含的对个体判断力的信赖，可能无形中松动了朱子学绝对权威的根基，为后世实学家敢于修正经注、接纳西学，营造了潜在的批判氛围。
民族启蒙思想家的再发现。至朝鲜王朝末期及日据时期，面对国家危亡，朴殷植、郑寅普等民族启蒙思想家开始重新挖掘阳明学。他们看中的，正是其中强调心力、鼓舞行动、自信自立的精神力量。朴殷植著《阳明学实记》，明确将阳明学视为挽救民族士气、激发爱国行动的思想武器。此时，阳明学不再主要是哲学论辩的对象，而被重构为一种行动哲学与心性革新的象征。
（作者单位：余姚市东海城市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