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华

阳明心学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突破了朱子学的“理在气先”框架，在十六世纪中后期伴随使臣往来与典籍交流东传至朝鲜半岛。面对当时已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朱子学正统，这一“异质”思想经历了从接触、排斥、激烈论辩直至创造性调适的扎根过程，呈现“重实践伦理、轻本体革命”的鲜明特征，这是一场跨文化思想对话与创造性转化。

传入与初遇：16世纪中后期的思想邂逅

阳明心学传入朝鲜的契机，源于16世纪明朝与朝鲜王朝密切的外交与典籍交流网络。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朱子学被确立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性理学”贯穿科举、教育与社会伦理。朝鲜长期通过“燕行”与明朝保持使臣往来，使臣兼具外交与典籍搜集、学术学习使命，心学便借这一官方渠道进入朝鲜知识精英视野。

王阳明（1472-1529）去世后不久，其核心典籍与思想便逐渐传入朝鲜。嘉靖年间（王阳明卒于嘉靖七年年末，公历1529年），《传习录》《阳明文集》等开始流传，16世纪中后期朝鲜使臣的“燕行录”中已出现相关记载与评论，如有记载提及“王阳明之学，近年盛行于中原”，此阶段传入的核心典籍包括《传习录》早期刻本等，通过使臣购置、明朝馈赠等方式进入朝鲜书院与精英圈层。心学初入朝鲜时影响有限，仅覆盖少数接触中原学术动态的上层精英。这与当时朝鲜的思想环境直接相关：朱子学经郑梦周、郑道传等阐释推广，已形成完整的“性理之学”体系，在“四端七情”等核心议题上框架固定。对朝鲜精英而言，朱子学不仅是学术思想，更是维系统治合法性与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因此，与朱子学存在根本分歧的心学，最初多遭警惕与排斥。

这一阶段的“思想初遇”呈现“单向输入”特征。朝鲜学者对心学的理解基于有限典籍，缺乏与阳明后学的直接对话，对核心概念常有偏差，如将“心即理”等同于佛教心性论，指责其“混淆儒释”，这种误解与排斥为后续论辩埋下伏笔。

论辩与扎根：“四端七情论辩”中的思想调适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心学传播进入“论辩与扎根”阶段，核心标志是围绕“四端七情”的论辩及郑齐斗（1649-1736）对心学的系统接受与创造性发展。相较于“浅层接触”的初遇阶段，此阶段的“深度碰撞”澄清了心学核心要义，也使其在与朱子学对话中完成初步本土化调适。

“四端七情论辩”是朝鲜朱子学内部的重要论争，却为心学介入提供了契机。论争核心是“四端”与“七情”是否同源，形成两大阵营：李滉（退溪）主张“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的“主理说”；李珥（栗谷）提出“四端与七情皆发于气”的“主气说”。这场论争深化了朱子学“理气道器”关系的辨析，但暴露出的理论困境——如心与理气关系难以厘清，为心学传播提供了思想空间。心学“心即理”的主张恰好触及论争核心困境。朱子学理气二分的框架导致心性与情感关系的解释矛盾，而阳明“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的论断，将理内置于心，认为四端与七情皆是心的发用、良知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一全新思路吸引了诸多在论争中困惑的朝鲜学者。

在此背景下，郑齐斗成为朝鲜阳明学奠基者。他出身儒学世家，早年接受系统朱子学教育，深刻体会“四端七情论辩”的困境。成年后研读《传习录》等典籍，逐步接受心学核心主张，构建起朝鲜阳明学理论体系“霞谷学”。其贡献不仅在于系统阐释心学要义，更在于将其与朝鲜思想语境结合，完成心学的初步本土化改造。郑齐斗对心学的“创造性转化”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本体论上弱化“心即理”的革命性，调和心学与朱子学之理，提出“心者，理之舍也；理者，心之体也”的“心理合一”观点，既避免与正统冲突，又保留重视心性的核心特质；其二，工夫论上融合“致良知”与朝鲜朱子学修养传统，强调“致良知”的实践伦理意义，将其视为通过“省察克治”展现良知于日常伦理的具体过程；其三，社会伦理上结合“知行合一”与朝鲜士大夫伦理，凸显“知良知”更要“行良知”的实践品格。

“霞谷学”的构建标志着心学在朝鲜初步扎根。尽管仍被朱子学正统视为“异端”，但通过与主流思想的对话调适，心学核心思想成功融入朝鲜儒学传统，形成独特体系。郑齐斗的思想突破了朱子学僵化框架，为朝鲜儒学注入活力，奠定了朝鲜阳明学的传承脉络。

早期本土化特征：重实践伦理的思想取向

心学传入朝鲜后的早期本土化，是结合其思想环境与社会需求的“创造性转化”，呈现“重实践伦理、轻本体革命”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既是与朱子学对话调适的结果，也是朝鲜社会现实需求的体现。

首先，本体论层面呈与朱子学“谨慎对话”的姿态，弱化“心即理”的革命性。阳明心学“心即理”是对朱子学“理在气先”“理在心外”的根本否定，具有强烈革命色彩；而郑齐斗等朝鲜早期心学学者，在接受“心即理”的同时未否定理的客观性，提出“心理合一”的调和观点。这种选择并非妥协，而是在朱子学绝对正统的环境中，为心学争取生存与传播空间的现实考量。

其次，工夫论层面侧重“致良知”的实践伦理与心性修养，将核心议题从本体建构转向道德实践。阳明心学“致良知”兼具本体认知与工夫实践双重属性，而朝鲜早期心学学者更强调其道德实践意义，视之为解决社会伦理问题的途径。这与朝鲜当时的内忧外患局势密切相关——壬辰倭乱与后金（清）威胁叠加，内部官僚腐败、伦理失序，知识精英迫切需要强化道德修养、凝聚共识的思想理论。郑齐斗强调“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将其与具体人伦关系结合，使心学从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道德指南。

最后，思想传承层面形成“以实践为核心”的脉络，注重学者的道德人格与社会担当。阳明心学后学流派多元、侧重各异，而朝鲜早期阳明学传承始终围绕实践伦理，将心性修养与社会担当视为核心使命。郑齐斗所奠基的这一实践取向，在近代朴殷植、申采浩等学者处得到了新的继承与发展，借心学资源批判现实、推动社会变革，使朝鲜阳明学始终紧扣社会现实，避免流于抽象思辨，彰显本土化特色。

（作者为宁波市王阳明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