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这一“变”，在于全球化底层逻辑的重构、在于全球力量格局的根本性转移、在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范式突破。因此，全会作出“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战略判断，绝非折中之语，而是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与历史辩证法的深刻洞察。

危与机，从来一体两面，互为条件。风险挑战是旧秩序对历史潮流的顽固阻碍，而战略机遇则是新力量在历史必然中的必然勃兴。“变”为大势，“局”为棋眼。这个“局”，核心是大国战略博弈。但若将其简单理解为地缘政治的权力游戏，则失之于浅。这场博弈的深层逻辑，是不同发展哲学、现代化模式、世界秩序观之间的历史性对话与较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的“历史主动精神”，其真义不止于战术层面的“识变应变”，还在于战略层面，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擘画一条新的道路。

第一，以高质量发展破除资本逻辑的藩篱。西方现代化模式内生于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最终酿成了深重的生态危机与社会鸿沟。而我们所追求的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内核的全新范式，要求在发展中守护绿水青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共同富裕为追求，弥合发展的失衡与不足。它是对资本逻辑的扬弃和超越，指向一种更永续、更包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以高水平开放重塑全球合作的格局。对于逆全球化的汹涌暗流，我们的答案，不能退回壁垒高筑的孤岛，而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开创合作共赢的全新航道。全会提出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国际循环”等，是我们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一步“先手棋”，标志着我们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积极塑造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交融，最终将让任何强制“脱钩”的企图，沦为痴人说梦。

第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集团对抗的迷雾。针对全球治理的赤字，中国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动全球治理迈向公正合理的新方向。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金砖机制的历史性扩员；从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到为网络、深海等新疆域确立规则，中国以坚实行动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承诺，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