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懿 张珂

经游禅林之间，大倡实干之风

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年仅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中进士，为一甲第四名，初授阶官为校书郎，差遣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于庆历四年前往扬州赴任。然而，正如邓广铭先生在1953年出版的著作《王安石》中所指出的，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的王安石，其实就是扬州知州麾下的一名幕僚，没有明确的职责，“只间或参与商讨有关地方行政的事务”。因此，严格说来，庆历七年（1047年）以大理评事赴知鄞县，方才算是王安石的首次地方实践。

王安石到任鄞县大约在庆历七年五月左右，时值凶年大旱，民不聊生，忧心百姓疾苦的他，很快就将县务重点聚焦在了水利建设方面。在深入基层调研以充分了解县情，并向两浙转运使杜杞请教疏浚河道的相关事宜之后，王安石在到任当年的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奔赴鄞县各乡巡视。据王安石《鄞县经行记》载，此次巡视行经鄞县的邱隘、五乡、灵岩、大碶、柴桥、东吴、东钱湖、横溪、鄞江、横街、高桥等地，“凡东西十有四乡”。而且，颇有意思的是，在巡视的十余天里，王安石的住宿之处皆为寺庙，其中不仅包括早已名列禅宗五大寺院之一的景德寺（今天童寺）、被北宋朝廷拓为十方禅刹的广利寺（今阿育王寺），还有慈福院、旌教院、开善院、保福寺庄、普宁院、资寿院等显赫一时、迄今仍留有遗迹的寺院。

王安石知鄞之前，佛教在明州地区，也就是今天宁波一带已然兴起，尤其是在吴越国（907年—978年）时期，在历代吴越王的倡导之下，更是佛风炽盛。所以，王安石在巡视途中留宿寺庙，一方面是为了不打扰沿路居民，另一方面则是积极与在鄞县社会政治、思想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佛门寺院结交。众所周知，早期的王安石是一位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其在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曾写过一篇文章《送孙正之序》，其中写道：“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即以孟子、韩愈为例，强调坚守“圣人之道”。

不过，坚守“圣人之道”并不意味着与释、老截然对立，与当时很多以圣人门生自居、执拗于教派之争的官员不同，王安石更加看重的是如何改变环境，怎样造福百姓。故而，他不仅在经游鄞县的行程中每宿山寺，与僧夜话，而且在知鄞的三年间与景德寺的瑞新禅师、广利寺的怀琏禅师等当地高僧诗文唱和，关系紧密。以上行为的背后，固然有王安石个人秉性与佛教礼俗相契合的一面，例如其生活十分简朴，常常不修边幅，故而被南宋理学家朱熹描绘为“一个要遗形骸、离世俗底模样，吃物不知饥饱”的苦行僧形象。而若结合当时经游鄞县正值灾年，且明州地区在当时尚处于学风淡寥、科举不兴之际的情况来看，便不难联想到寺院在祈雨、赈灾、救济以及助力官学等地方公共事务里的重要地位。

延请乡贤兴学，打造地方文脉

据《宝庆四明志》所载之进士录，北宋明州进士及第者共计124人，其中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至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仅有16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至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则有108人。由此可见，庆历年间乃是明州地区学风兴盛、教育水平得到飞跃提升的关键时期。而促成这一转变的一大根源，便是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等五位乡贤在明州地区的长期教学。在“庆历五先生”投身于家乡教育事业并取得硕果累累的过程中，时任鄞县知县的王安石充当了重要角色。庆历八年（1048年），也就是王安石到任鄞县的第二年，便因夫子庙建学，两度致信延请杜醇为师；同年在致楼郁的信中，称其“学行笃美，信于士友，穷居海濒，自乐于屡空之内”；在给王致的回信中，赞扬其虽为布衣，“无事于职，而爱民之心乃至于此，可以为仁矣”。

除了兴学校、聘名士，王安石还亲自教导鄞县士子。例如陈誴，字深甫，皇祐五年进士及第，后官至奉议郎、泉州德化县令，任内政绩斐然，就曾与堂兄弟陈詥、陈谔、陈讷等一起从学于王安石。此外，皇祐二年（1050年）春，王安石离任鄞县之际，因看重县吏汪元吉“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遂向两浙转运使孙甫转呈其所撰之《论利害事》，并作郑重推荐。虽然此次推荐的结果因为典籍无载，不得而知，但是汪氏家族自此之后人才辈出，最终成为能与四明楼氏比肩，并世代联姻的明州望族。

传承范公遗风，接续新政精神

王安石作为鄞县地方长官，少不了与上级官员打交道，其中包括先后出任两浙转运使的李仲偃、杜杞和孙甫，以及明州知州郎简等。他们对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学术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要论当中影响最大者，应属与其父有同年之谊，即与王益同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的范仲淹。

其实，早在王安石初入官场，在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的时候，就已经对范仲淹及其主持的庆历新政心向往之。庆历四年（1044年），王安石自扬州返回故乡临川探亲的路上，就因为读到宋仁宗启用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试图开展新政的邸报，兴奋不已地写下了《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一诗：“赐诏宽言路，登贤壮陛廉。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烦占。众喜夔龙盛，予虞终灌憸。太平谈可致，天意慎猜嫌。”

皇祐元年（1049年），也就是王安石知鄞的第三年，范仲淹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杭州。于是，刚刚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处理完父亲葬事的王安石，便在返回鄞县的途中，到杭州呈递《上范资政先状》以为问候，此后书启往还。王安石遂于次年秋季，专程到杭州拜谒范仲淹。虽然二人会面时的交谈内容已然无从得知，但从王安石《上杭州范资政书》中“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羁琐方嗟于中路，逢迎下问于翘材”等语，不难看出王安石此行是收获满满的。后来，范仲淹于皇祐四年去世，王安石在《祭范颖州仲淹文》中写道：“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也能感受到王安石以范仲淹为榜样，意欲继承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遗志，以及通过改革变法以造福天下的理想抱负。【本文系宁波市文化工程项目“王安石与宁波（WHND2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宁波市重点文化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宁波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