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银凤 通讯员 项聪颖

突目高鼻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神秘而狞厉的美；曲线婉转的金沙金人面像，是抽象而深刻的美；纤长规整的战国铜剑，是锋利而简约的美；场景写实的古滇国铜贮贝器，是生动而丰富的美……

今日，宁波博物院“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正式开展，记者昨日现场探营看到，展览已经布展完毕，在宁波博物院（宁波博物馆院区）一楼东特展馆，现场汇集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地区的17家文物单位共计165件（套）文物精品，以被称为“吉金”的青铜器为中心，同时展示玉器、金器、陶器等类型的文物，生动而全面地展现商代至汉代中国西南地区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

中国西南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让长江上游文明、中原文明、东南亚乃至南亚文明在此碰撞融合，由此诞生了或奇绝或灵动或神秘或绚丽的青铜文化。本次展览的三大核心展区依据地理位置划为川渝、云南、黔桂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呈现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第二部分集中展示蕴含独特信仰与审美的滇文化器物；第三部分展示技艺成熟、风格兼容并包的贵州、广西地区青铜器。

从传说到历史：一醒惊天下的巴蜀青铜器

进入展厅，最先进入视野的是一件呈开放式展示的青铜人头像。它出土于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同时也是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发现之一。

在它的后面，则是长度达37.5厘米的青铜中型面具。不管是人头像还是面具，都有着外突的大眼睛、形同外星人的耳朵、高耸的鼻梁，以及带着漫画般微笑的宽阔嘴唇。这种在中原地区从未出现过的造型，自面世以来，就引发了无数的猜想，直至现在，依然充满争议。

现场展出了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18件文物，其中包括青铜人头像和面具，以及青铜眼形器、铜眼泡、陶鸟头勺把、鱼形金箔饰、玉器等，主要反映了古蜀国的信仰与崇拜。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蜀道难》准确地描述了古蜀国的神话与历史。这个笼罩在迷雾中的古蜀国，因为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而震惊世界。

本次展览中，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文物共有39件，其中包括工艺精湛的各类金箔饰、有领铜璧、玉璋、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实用兵器等。

其中一件战国时期的巴蜀月牙形心纹青铜印章，仅有拇指大小，月牙形状的印面上，分别有树枝、心、三角等图案——这被称为“巴蜀图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器物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图像和符号。

和巴蜀之地出土的诸多文物同样，它也带来了各种谜团：由人形、动植物形、几何形等单独或组合出现的器物纹样究竟有什么含义？是不是代替了文字的作用？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重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图景，更证实了3000年前，长江上游同时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它谜团重重，充满魅力，观众在参观时，能够感受到古老文明的震撼与探索未知的乐趣。”宁波博物院典藏研究部副主任徐琴说。

从神圣祭祀到人间烟火：古国文化的异变与融合

跟随展览的叙述路径继续往西南走，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丰富多元的云南、贵州、广西地区青铜文化。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萌芽于夏商之际，至西汉达到鼎盛，尤以滇中地区的考古发现最集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本次展览展出了来自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主要有铜剑、铜矛、铜戈等兵器，以及云南地区的典型器物青铜贮贝器。

贮贝器是古滇人用于储存海贝的“存钱罐”，器盖上生动写实的立体雕塑群像，内容涉及牺牲祭祀、播种祭祀等，就像微缩的“史书”一样，记录了当时社会的重要场景。

展览中的一件西汉驯马场面铜贮贝器，表现了古滇人在头领的指挥下，集体驯马的场景，正中间是奴隶主，一个奴隶呈半跪状，整体刻画细致入微。另一件立牛铜贮贝器则是古人的“炫技”之作——它需要拿出牛足片座下的插销，插到对应的孔中，旋转牛身到特定的方向，盖子才能打开。

与云南相邻的黔桂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既具鲜明的地域特色，又体现了中原、巴蜀、滇、楚、南越等文化的影响。

本次展览展出多件贵州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的重要青铜器——曲刃兵器，以及广西地区独有的羊角钮钟等，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重点文物。

黔桂地区在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青铜文化，既保留了本土特色，又吸收融合了周边文化的精华，展现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