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衡

娱乐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历来受到广泛关注。近20年来，中国文化娱乐市场经历了从起步到繁荣的巨大转变，成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伴随着“泛娱乐化”引发的对文化深度和价值导向的反思。

泛娱乐化作为数字时代突出的社会现象，反复强化娱乐的优先性。这使人们容易被娱乐化的表象所迷惑，产生情绪共鸣，过度沉迷于娱乐景观的虚幻性，最终导致审美能力、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的缺失。数字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泛娱乐化的主要活跃区。泛娱乐化呈现怎样的模样，又该如何识别？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时间更容易被新奇的感官体验消磨掉。不少文化内容的创作者为了迎合受众，不惜编撰一些低俗、夸张，甚至虚假的泛娱乐化内容，通过恶搞等戏谑行为，以追求受众黏性。当人们被一些看似有趣、好玩但实际掺杂商业利益的内容所吸引，频繁地关注娱乐内容或热点事件，进而盲目跟风、冲动消费，长此以往，会逐渐失去对有价值、有意义事物的关注和追求，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娱乐消费。很多人就这样不经意间从看客变成了“泛娱乐化怪圈”中的流量和韭菜，最终沦为助推泛娱乐化的一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泛娱乐化的蔓延，深刻影响到现实中的人和社会，引发人们对娱乐边界的再度思考。

泛娱乐化的核心表现在于将娱乐价值作为作品优劣的唯一判断标准。在流量裹挟下，严肃的公共议题、新闻报道掺杂大量娱乐因素，干扰信息传播，误导公众认知和判断。资本趋利性是泛娱乐化的重要推动力，真人秀节目的“唯流量论”是泛娱乐化现象的典型例子。“明星+流量+饭圈”，短时间内就能放大成舆论热点事件。如2021年赵丽颖与王一博粉丝的“互撕”事件，被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列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重点案例。“唯流量论”盛行，必将影响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主流价值、主流文化、主流舆论产生消解作用。

泛娱乐化使得基本价值观模糊化。在全民娱乐化的氛围下，一些原本明确的道德底线可能会变得模糊。比如，一些短视频内容过度宣扬“一夜成名”“快速致富”等扭曲的价值观，“暴走漫画”恶搞烈士事件、玩梗“杜甫很忙”等，恶搞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的视频以创意的名义被大量传播，从而模糊了对尊重历史、尊重英雄这一基本道德观念的认知，消解了严肃和崇高的价值。

泛娱乐化削弱文化内涵的传承。近期，不少AI爆改经典作品的短视频，引发广泛争议。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打起了拳击，《西游记》中的唐僧“答应”了妖精。一些低俗、夸张的作品，将传统文化简化为符号化的娱乐内容，导致文化内涵被淡化甚至失真，失去其原有的文化底蕴。在这样的环境下，观众没有耐心去欣赏具有深刻内涵的艺术作品，模糊了审美判断标准。

泛娱乐化造成精神世界的荒漠化。在泛娱乐化的环境中，人们逐渐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郑永年教授就曾呼吁，要有面向未来的有力思想。整日沉迷于轻松、诙谐的泛娱乐化文化产品，如短视频、网络游戏等，依赖通过感官刺激来获取满足感，只会造成精神世界的荒漠化。

应对泛娱乐化的消极影响，要从泛娱乐产生的心理需求出发，多方参与，引导人们走出误区。

从文化管理者层面看，国家为整治泛娱乐化问题提供了政策和法规支持。相关部门出台文件，明确要求抵制不良倾向，规范文化娱乐市场秩序。2021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同年，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坚决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低俗“网红”、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化倾向，针对流量至上、“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文娱领域突出问题部署治理工作。文化监管者采取的“限制”“封杀”等举措，虽直接有效，但要根治泛娱乐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还需从源头着手，开展深入治理。

从文化生产者层面看，应对泛娱乐化需要正向的培育和引导。主流文化应积极引导娱乐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构建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如浙江将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列入政府民生实事，通过“浙里文化圈”数字化平台，为群众提供精准文化服务，形成一个个“文化聚落”。主流文化引领要用贴近当代人认知特点的传播方式，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越剧《新龙门客栈》得到年轻人热捧就是最好例证。

数字时代，重构积极健康的文化生态，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泛娱乐化利用了人性最基础的生理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公众主体意识严重缺失的问题。传播媒体、文化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感，严格删选、优先推送正向价值的娱乐内容。数字时代的年轻人，更需要在自我反思中寻找自我价值，通过参与深度阅读、艺术欣赏、户外运动、生命教育等重建健康的心理和丰富的精神空间，纠正泛娱乐化的社会心态，在多元文化实践中收获自我成长。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20GXSZ04YB），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阳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