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 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双重使命

况达

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伟大传播者、诠释者与践行者,杨贤江敏锐地诊断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层症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阐释了教育的功能、本质与使命,构建了兼具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双重使命的教育体系。

“觉醒年代”的精神谱系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处于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的激烈碰撞中。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青年群体的精神觉醒与政治参与汇聚了时代的变革力量,成为“觉醒年代”的“最强音”。五四运动后,与中国山河破碎相映照的是一幅五光十色的思想“景观”。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势力,要求学生固守在象牙塔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鼓吹“教育非政治化”。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先驱在《新青年》阵地上高擎“以俄为师”的旗帜,通过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创办长辛店工人夜校(1921年)等实践,号召青年走出书斋,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命题,犹如晨钟暮鼓般激荡在百年沉浮的历史长空,成为叩击近代中国青年的“灵魂拷问”。杨贤江深刻意识到,旧式封建教育培育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在民族危亡面前软弱无力、不堪一击。现代青年若仍蜷缩在故纸堆中,终将沦为时代“弃儿”。杨贤江是那个时代的“孤勇者”,他的教育理论既不同于封建儒学的“空谈义理”,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说对阶级问题的“粉饰太平”,而是在青年启蒙与社会变革的双向结合中,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道路。

用唯物史观诠释教育的本质

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激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彻底打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桎梏的信心,也启发了杨贤江将马克思主义与教育相结合的探索。1927年底,杨贤江在东渡日本后,着手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形成“教育是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认知。随后,杨贤江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撰写的《新教育大纲》中,深刻剖析了教育的阶级本质和社会功能。杨贤江认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由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他批判了将教育视为超阶级的“教育万能论”“教育救国论”等观点,强调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必然为统治阶级服务。杨贤江通过分析不同社会形态(如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特点,揭示了教育如何随生产关系演变而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在杨贤江看来,要真正实现教育的革新,就必须打破封建教育的枷锁,推动教育的阶级性向人民性的转变,让教育成为人民解放和自我提升的工具。在《新教育大纲》中,杨贤江认为,“学生”一词不仅是纯粹的教育范畴,本质上也是政治范畴。“学生”应该以从事政治运动为出发点,通过阶级分析法深刻理解自身的历史定位。这种将学生身份定义为“革命实践主体”的思想,继承了列宁“先锋队理论”的核心——唯有通过政治实践,青年才能从“被规训的客体”蜕变为“历史的创造者”。杨贤江提出“教育权依附于政治权”的核心命题,认为封建教育维护地主阶级统治,资本主义教育巩固资本逻辑,而无产阶级教育必须服务于革命需要。

以青年启蒙推动社会变革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杨贤江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影响,认为教育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青年启蒙及其产生的革命实践则是撬动时代的杠杆。因此,青年应当具备批判精神和实践能力,敢于推翻旧秩序,勇于探索新道路。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其思想启蒙至关重要。只有当青年真正觉醒,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社会变革杠杆的作用。杨贤江提出“全人生指导”思想,主张通过教育培养革命所需的“健全人格”。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教育“超阶级性”的迷思,将青年启蒙嵌入社会革命的总体框架。杨贤江的教育革命观始终保持着实践品格的锋芒。作为《学生杂志》主编,杨贤江对刊物内容进行了革新,增设通讯和答问栏目,直接回应青年的困惑。他积极引导青年关注社会问题,鼓励他们投身革命运动。在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杨贤江组织青年参与斗争,提出的“换个方向来奋斗”口号,强调青年应通过改造自我实现社会变革,而非消极逃避。只有在真实社会矛盾中淬炼,青年才能养成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在《中国青年之敌》一文中,杨贤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深刻揭示了青年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他认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青年在求学、就业、恋爱及婚姻等方面的“拦路虎”。杨贤江警示青年,若要反抗剥削社会,就必须理解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和承担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

在用生命与信仰浇灌的教育理想中,杨贤江早已超越了单一的革命动员或知识传授,开创了“启蒙—革命”双向互构的实践哲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这种将个人成长熔铸于社会进步的教育理念,依然闪耀着真理的耀眼光芒。当教育重新肩负起塑造“大写的人”与“进步的国”的担当,青年才能真正成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而这正是杨贤江思想给予这个时代最宝贵的馈赠!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慈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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