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佳栋 蔡 亮
西方学术文本亦是阳明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在西方学术语境下的广泛讨论和研究，使得阳明思想逐步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学理探析：阳明思想蕴含多元价值
西方学界对阳明思想的认识和研究，离不开对儒家思想整体框架的深入理解。任教于美国卫斯理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兼儒学研究专家斯蒂芬·C·安格尔教授，认为儒家思想推崇多元的价值体系。他提到《孟子》中记载的“封象有庳”的故事中，舜面对曾多次企图加害他的弟弟象，不仅没有惩罚他，反而封他为有庳的领主。同时，为了防止象滥用权力危害百姓，舜还派遣官吏来管理有庳。这个故事既体现了舜对弟弟的亲情与宽容，也展示了他作为仁德君主的智慧和对国家与人民的负责。这种在“孝”和“忠”矛盾中寻求“和谐”的处世之道，在安格尔看来，正是中国儒家思想多元价值体系的具体体现。
这一特征也在阳明心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阳明思想强调在具体情境下，创造性地以多元价值来指导和处理问题，以避免单一价值取向下非此即彼的困境。作为对儒家思想的发展，阳明思想进一步将价值的多元性上升到人心层面。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个体能够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根据多种价值考量，“知行合一”地作出合乎“良知”的判断。因此，阳明思想展现了如何在多重价值之间找到平衡，这与西方哲学中常见的单一价值导向形成了鲜明对比。阳明思想不仅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多元价值体系，还通过心的概念将这些价值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更具有实践性的哲学思想，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应对复杂问题挑战的智慧路径。
现实探求：阳明思想形成实践智慧
阳明思想所探求的实现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合一性，可以在教育领域很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来自西班牙纳瓦拉大学的学者何塞·维克多·奥龙在他发表的探讨数学学习知识迁移的文章中，就将阳明思想与现代教育理论相结合。该文章讨论了如何将数学中学到的概念和方法应用到其他学科或现实生活的不同情境中，所提出的促进迁移的教育策略和方法——“行为—心理—内心”数学知识迁移框架，主张知识迁移只有在学生的个人层面，接触到个人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深刻联系时，才能真正实现。阳明思想的“致良知”，即个人从不断自我反省和实践中“听见”内心的良知，以培养道德感和实际行动的能力。这与奥龙关注的通过教育实践激发学生的情感和道德成长的目标殊途同归。这种人文与数学跨学科的理论应用不仅深化了数学教育的理解，也突显了阳明思想在当代教育中的持续影响力。
通过强调个体内在的道德觉醒和自我修养，阳明思想不仅为教育领域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撑，也在组织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奥龙与墨西哥泛美大学赫尔曼·斯卡尔佐教授以及英国雷丁大学克莱欧·阿克里武教授，将阳明思想的应用推向了组织管理学领域。“知行合一”理念下，阳明思想将成长视为个人和社会在价值创造中不断增进和谐的过程。受此启发，奥龙等人将商业组织看作是一个个人与组织和谐共生发展的系统。组织发展的动能，其核心来源于其组织内部人员的有机成长。因此，它不是由一套冰冷的机制构成，而是深刻蕴含着个体的爱、知识和能动性，在其中共生共存，成为推动组织发展的关键要素。阳明思想中提出的“心即理”和“致良知”即探讨人心之爱的问题，西方学者对阳明思想的探究，可见其对现实应用的价值。
理论探究：阳明思想拓宽哲学视野
西方学者对阳明思想的研究，更多地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强调对知识的来源和结构的探讨。他们试图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探讨其认识论基础和认知过程，并将其与西方的哲学概念进行比较。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沃伦·G·弗里西纳长期从事儒学和东方哲学思想的研究，致力于将阳明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相结合。从身心二元论的问题角度出发，弗里西纳指出阳明思想与怀特海德和杜威两位思想家在思想上的相似之处，提出要对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问题进行反思。怀特海德的过程哲学强调体验和现实的过程性，杜威的实用主义主张知识与行动的统一。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强调知识和行动的不可分割性，这与杜威的实用主义非常相似。同时，王阳明认为人的体验和行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与怀特海德的过程哲学也不谋而合。
为破解欧洲哲学中的困境，阳明思想“致良知”的概念受到瑞士哲学家、现象学家耿宁的推崇。耿宁认为，王阳明的思想具有现代性，因为每个时代都需要适应自身的伦理规范，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能够为现代伦理提供启示。耿宁特别关注良知的概念，他认为良知不仅是关于道德的本能意识，还包含实现个人本性的内在驱动力。他强调，良知并非单纯的伦理规则，而是人类心灵最深处的觉悟，促使个体在一生中不断追求和实现善。通过“致良知”，耿宁发现了人与天地万物的内在联系，以及自我完善的道德使命。正如王阳明“求之于心”，良知不仅是道德的指引，也是人类心灵与宇宙和谐共生的基础。这一思想在当代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复杂道德困境时找到智慧的解决之道。
（作者单位：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宁波市阳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传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