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仰芳

阿拉宁波人善于经商，除了航运业、服装业与制造业之外，在金融业中也创造了许多奇迹，钱庄显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追溯钱庄的起源颇有意思。这一行业究竟从何而来呢？据查，至少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宋代“兑便铺”说。所谓“兑便铺”，即宋代市面上的流通货币有铜钱与“会子”（纸币）两种，两者并用，但购买货物时需要互相兑换，因而就有人当街设铺赚取差价。可它的历史过于遥远，只能说是钱庄业的一个雏形。其二，山西票号南迁说。晋商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发迹于明末动荡时期，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慈禧太后逃难到了山西。她逃跑的时候十分狼狈，幸亏遇见了山西首富乔家，给了她不少银子，才算渡过难关。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城后，为了报答乔家，除了亲笔题写“福种琅嬛”四字外，还答应让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经营朝廷发放的“官饷”。于是晋商很快走向全国，在上海等地设立金融机构。尽管如此，那些最多也只能算是山西票号的分行而已。其三，就与阿拉宁波人有关，而且此说法中的主人公有名有姓，他就是镇海人方七爷。

清同治年间，宁波有方七者，鬻靴于上海五康庄之前，每日除去衣食开支外，颇有盈余。方七把余钱悉数存入五康庄内，以求利息，日积月累，已达百吊之金。数年后，沪地遭难生乱，富豪贵绅均相率迁避，而五康庄的店主人亦宣告转赴他乡。店主人感念方七忠厚老实，临去时赠以庄内一切什物，并嘱咐他继续营业。于是，方七转而从事兑换业，成为宁波人在上海经营钱庄之鼻祖。

方七是确有其人，还是纯属杜撰？笔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独有偶，某日从甬上名家张美翊先生撰写，并由著名藏书家、“伏跗室”主人冯孟颛先生作注的一篇题为《宁波人开风气之先》的文章中，又发现了方七的名字：“中外交易，宜有汇兑之所，英商初设汇丰银行，而华商苦无金融机关。镇海方七老板始在小东门创设钱庄，开列即期、有期庄票，与银行往来，信用卓著。虽一纸万金，西人皆乐受之，视为无限信托。今钱业为南北市巨擘，而起点则七老板也。”显然，鞋匠出身的方七，在这里已成了钱庄业一代巨擘七老板，并透露出一个信息，他是镇海人。文章叙述的内容也与钱庄业更加贴近，有“虽一纸万金，西人皆乐受之”云云，可见当年的方七爷已跟洋人打起了交道，做起了汇兑等一系列金融业务，而且“信用卓著”。这比那些从山西来到上海做金融生意的晋商，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张美翊（1856年-1924年），号让三、骞叟，浙江鄞县人，早年为弘一法师学生，曾两度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提调兼总理，是著名学者、古文家，是“浙江三杰”之一。辛亥革命后，他又担任宁波教育会会长，参与刻印《四明丛书》及《续甬上耆旧诗》等文化盛事，在当时的文化知识界享有较高的威望。

张美翊先生撰写的文章应该不会妄言吧。笔者顺着这一条线索继续追寻下去，又发现冯孟颛先生在方七爷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注释：七老板系镇海桕墅樵岭太守之父、椒伯之祖。这樵岭太守的业绩，笔者已无迹可查，方椒伯却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宁波商人。他生于1885年，6岁入私塾读书，17岁那年因科举考试未中，转而去上海习商，和叔父等人一道经营五康、延康等祖传钱庄。1922年又与秦润卿、薛文泰共同集资30万元，创办大有余榨油厂。经风风雨雨，到抗战前夕，已增至500万元资本，是赴上海经商做生意的一位成功人士。此外，他还曾任东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与宁绍轮船公司董事及董事长等职，并两度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1949年后，方椒伯又被推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68年5月24日病逝，享年84岁。

由此可见，这位方七爷及他的后人的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们应该在上海钱庄业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