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丰

脑瘫患者刘春和身上到底有什么故事值得在银幕上写上一笔？2024年底上映的电影《小小的我》，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残障青年内心的各种向往、期待、渴求和判断，他冲破身心的枷锁，为外婆圆梦舞台的同时，也弥合了与母亲的关系，并努力寻求自己的人生坐标。

有评论说这是一部文艺片，但笔者更倾向于剧情片——是非常有现实主义看点的剧情叙事。影片让处于社会“边缘性”的人群，走进了大众视线，通过影视语言和镜头刻画，让个体的残疾与困惑成了探讨文化、人性和人文关怀的一个热门议题。

刘春和的人格。关于这点，笔者印象很深的是，他去某家培训机构给孩子们试教诗歌欣赏，讲到袁枚的《苔》中所言“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也举例其他诗人描写苔的佳句，他说，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不起眼的苔花只是点缀，但在袁枚的笔下，它有了至上的人格。苔花从不自惭形秽，而是凭一己之力，活出了不输牡丹的尊严。

刘春和渴望融入社会，但脑瘫患者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重重障碍，被歧视、压制、排斥是常态，要保持健全的人格状态，是极其艰难的。他在应聘咖啡馆工作人员时，极力想证明个人技能；公交司机对他出言不逊，他投诉的背后是内心对于健全人格的执念。终于应聘成功后，外婆开心地对他说，“你有工作了，能自己挣钱自己花了”，刘春和说，“这是尊严”。笔者认为，这是导演或者编剧给了比较大的创作空间，20岁的脑瘫青年，有如此强大的内心驱动力着实让人动容。

世界和“我”之间的关系。刘春和的母亲陈露，对儿子既爱又恨。她在长年的自责和愧疚中生活，既内耗，又难以释怀。她把儿子视作无法被世界接纳，难以自己养活自己的“废物”，从而在心底里把刘春和判了“死刑”。敏感的刘春和认为母亲一直在“控制”他。所以，他要考师范，远离他的原生家庭，远离看不起他的人群、社会、旧环境。

另一方面，在和外婆生活的日子里，刘春和结识了老年乐队的一帮老头老太们，他们不会上网，不会用手机，时不时还要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这反而令刘春和有了“安全感”——不光是他，更多的普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高压的环境下，在如此之卷的时代中，我们有本领恐慌、学业恐慌、认知恐慌、知识恐慌……但当你忽然发现不需要把这些外在条件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签时，内心是会感受到释然、松弛和自由的。在处理世界和“我”的关系中，刘春和也替大众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探讨生理需求的新尝试。这一领域，似乎在国产影视片中较少触及，在《小小的我》中，除了吃喝拉撒的基本日常需求，影片用较多的笔墨呈现了刘春和内心世界中感情需求的部分。他看到青春、活泼、昂扬的女孩雅雅时的那种眼神、表情，晚上做梦和女孩尽情奔跑追逐的场面，都在深度刻画脑瘫患者丰富的情感世界。

从一个个案，折射出一个群体的集体面貌，这是影片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它不满足于把目光停留在通过日常惯性思维解读患者，而是沉潜到精神、情感、性这些话题，开展了探索性的延伸和拓展，没有过度渲染，这样的视角是一次非常大胆的“突破”了。笔者以为，《小小的我》更大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是摒弃大众普遍的偏见和禁忌，尝试着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认识框架。

《小小的我》入围了第3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提名，并获得观众选择奖。饰演刘春和的易烊千玺的演技得到了广泛赞誉。笔者看到一些关于拍摄此片的花絮报道，易烊千玺为了“刘春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以至于在拍摄完成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还未能完全从这个角色中“剥离出来”，沉浸之深，用情之切，可见一斑。

“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也是完整的我。”刘春和在听证会上那段振聋发聩的发言，揭示了个人尊严的重要性，更强调了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核心指标：弱者的生存境遇。这不单单是靠千万个“刘春和”的自我修炼，更重要的是提升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推动普通人价值认知的科学化建设。《小小的我》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盘踞的“顽瘴痼疾”，有反思，有触动，让这个岁末寒冬有了别样的暖意和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