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灿臻

书法注重趣味。一幅书法作品，令人爱看、耐看，品读不厌，赏心悦目，带来心理愉悦和情感共鸣，这种艺术吸引力源于它的趣味性。作品由趣而生味，由味而显神韵。趣味性决定着作品的艺术境界和生命张力。书法创作中，如何写出趣味，是不少书法爱好者关注、思考和议论的话题之一。

书法的趣味是书者驾驭笔墨能力的艺术展现，应该建立在深厚的书写技巧功底之上。书法之道，先技而后艺。人们经常把书法比作纸上的芭蕾、有形的音乐，如果没有技法这副“镣铐”，书法就真与艺术无关。技者，贵在能用笔，如用笔之轻重疾徐，抑扬顿挫，刚柔相济，使转起讫，率意自然；贵在善用墨，或枯或润，或浓或淡，或滞或畅；贵在章法行制，分行补白，笔势贯通，疏密有致，顾盼多姿。不论是字法、墨法，还是章法，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只有不断有意识地设置矛盾，并化解矛盾，作品才能充满生命的活力，富有艺趣。

过硬的笔墨技巧，是长年累月在千锤百炼中获得的。历代书法大家都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功夫与境界。张芝池水尽墨，智永退笔成冢，赵子昂日书万字，王觉斯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何子贞朝夕不废笔墨……无不是对技法的深学苦研。技法的运用虽然因人而异，但存在一种相同的共性，离开这种共性，就会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只有兼通精熟，技法准确到位，趣味也就随之产生了。

技巧离不开心态，一个是手头功夫，一个是心理因素，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有技巧而没有良好的心态，难免会影响技巧的正常发挥。反之，如果没有技巧娴熟作支撑，心态再好也写不出好作品。

东汉蔡邕《笔论》中有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足见内心状态对于书法艺术的重要性。苏东坡提出“无意于佳乃佳”的观点，心态自在轻松，书写也就无负担、无压力，漫不经心，信手而起，用笔率意，用墨率意，通篇率意，多了自在的情调，智慧、涵养、技巧沉积于内，洗尽铅华，作品透着一股散淡之气，颇具意趣。若人为地精心“安排”，一味沉浸在笔法精致、字形漂亮上，容易误入歧途，走向“刻意”“做作”。

“学书在法，其妙在人”。法有人出，法有人创，法的理解和运用因人而异，法的妙处在于书者性情的抒发、个性的张扬。法既可成就人，亦可限制人；既有难以企及的高深一面，又有僵化匠气的一面。强调技法，重要的是把握好“度”，超出了“度”，容易跌入丑拙、怪诞的泥潭。

性情就是书家人格、修养、气度、胸襟的合成。这些元素在作品中互融互生，折射出书家的学养高度、审美力度、生活态度以及生命厚度，决定了作品的艺术品格。性情一部分是先天的，更多的是后天培养，而技法全靠后天的学习。

在技法养成的过程中，性情和技法不可分割。书法创作的难点，也是出彩点，就是法度与性情达到和谐统一。清人包世臣云：“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书法艺术最上乘之品当为真性情作品，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就是这般充满人性情感的佳作。处理好人与书、法与意、技与情的关系，把个人的情感意志、审美意识等渗透到作品中去，使书法作品真实地体现出书者的内心情感和书气才情。

书法追求趣味，而趣味需要根基，此根基便是文化修养。以学问养书，书乃得趣味。梁实秋说：“趣味也须有根基，学问没有根基，趣味也难得滋生。”古今一些书法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关键在于他们的文化修养、学问和综合人文素质。

古人强调学习书法要多读书、广读书，学书法与做学问并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元代赵孟頫的书法之所以能“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就因为他从小苦读诗书，博学多闻。唯多读书，才能广见识，提高审美水平，才能辨美丑，辨美丑方知取舍。比如取法问题直接取决于审美水平，古人讲“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审美不高，取法自然不高，取法不高书格亦不高。心胸博大才能心无挂碍，心无挂碍才能解衣盘礴，解衣盘礴才能写出真性情来。

总之，优秀作品“见人见性”。只有把技法训练与性情培养同步推进，方可抵达个性审美之境。当今书坛，有些作品面目近似，匠气十足，个性缺失，观之淡然寡味。性情之本在乎学养，学养可以改变人的心性，涵养心性是书法学习中的重要课题。丰厚的人生体验会让书法艺术鲜活生动，趣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