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须虫

近日，云南实行“痛经假”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即使一些地方通过行政法规规定了“痛经假”，当地仍有不少劳动者反映，这项规定“停留在纸面上”。除“痛经假”外，法律法规及一些地方还明确规定了探亲假、护理假、育儿假等，实践中同样存在落地难的情况（11月21日《法治日报》）。

地方立法设立“痛经假”之类的权益性假期，的确不乏善意，但这些假期如何落实才是关键，如果始终“停留在纸面上”，还不如不写入法规。假期落实不了，可能与监督不力有关，但是如果诸多权益性假期都得不到落实，恐怕其立法本身的可行性就值得怀疑。

诚然，用人单位应该保障职工的休假权益，但这不等于用人单位必须保障不同群体所有类型的权益性假期，否则，假期将是用人单位无条件和无尽的责任。倘若如此，这些假期的设计既缺少公平性，也缺少可执行性。

近些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问题得到重视、妇女权益受到关注等，地方对相关权益性法规的修订进入密集期，出现了名目不一的权益性假期，如婚假、独生子女“护理假”、“痛经假”、“奶爸假”等，而且标准不一，每种假期各地规定的休假天数有所差异。同时，各地在权益性假期立法上，几乎很少考虑增加假期对用人单位的成本影响，也未在政策上配套相应的减负与保障办法。

不难发现，有的权益性假期立法已然有“锯木头”趋势，因需而锯，厚薄自便。不断给假期增项扩容，既不严肃，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简单叠加反而增加了用人单位的法律成本，导致立法与执行“两张皮”的矛盾更加突出，而有的假期一旦没法落实，沦为“权益画饼”，反而消解了立法的严肃性。

权益性假期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方方面面，需要通盘考虑。首先，设立假期既关系劳动者权利，也关系用人单位利益，应当平衡；其次，不能简单做加法因事设假，还需注重提高休假质量与效率，增强可执行性；再次，设立权益性假期，应考虑普遍性与特殊性，提升休假权利保障的公平性。

正因此，权益性假期更宜由国家层面统一设计，以一部法规的形式明确，并协调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与各种权益性假期之间的关系，对休假天数、方式以及成本分摊进行通盘统筹，从而保障假期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