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懿 王东

“四史”课程包括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四个部分，在“四史”课程建设过程中，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融入其中，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重要路径。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开设的“四史”课程，既是一门历史学通识课程，又是一门思政课程。作为一所地方综合性高校，宁波大学所在的浙东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昌盛。近代以来，为抗击外来侵略者及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浙东地区涌现出了不少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以“宁波帮”为代表的商帮文化，则是浙东文化的另一张亮丽名片。宁波大学历史学系的“四史”课程建设，融入了这些文化元素，既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支撑，又能进一步弘扬浙东优秀历史文化，提升专业建设层次。

浙东红色文化融入“四史”课程

浙东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浙东民众就自发组织力量，抗击英、法侵略者，彰显了浙东人民反帝斗争的坚定决心。五四运动期间，浙东地区学校师生纷纷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先进分子，如俞秀松、杨贤江等人，在浙东地区积极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在浙东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浙东红色文化资源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浙东革命根据地是在党中央指导下开辟的，为浙东地区抗日根据地、游击根据地的统称，分别是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地区的重要战略阵地。1941-1949年，在浙东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根据地广大军民同日本侵略者及国民党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篇章。在“四史”课程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这部分内容时，就可以融入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历史。

浙东红色文化蕴含了革命先辈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救亡图存的革命信念，是整个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东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在“四史”课程设计中融入浙东红色文化，能够进一步坚定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进而积极引导他们勇担时代重任。

“宁波帮”文化融入“四史”课程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四史”课程都会涉及改革开放的历史。“宁波帮”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宁波大学又是由“宁波帮”著名人士——包玉刚先生倡建的一所地方性高校。因此，在“四史”课程教学中融入“宁波帮”元素，具有天然的优势及特色。

1984年8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这一指示，经过深入传达，广泛宣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海外宁波籍人士热烈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纷纷回乡探亲访友，了解情况，洽谈投资，开展贸易，捐钱兴办公益事宜，支援家乡建设。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发挥宁波港的作用。1985年1月，他在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谈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时说：包玉刚先生说，宁波可以进25万吨的轮船，是个少有的理想港口，25万吨轮船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所以发展金三角，如果把上海、宁波连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这对于日后宁波港发展成为国际性重要港口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宁波帮”与宁波的改革开放事业密切联系的真实写照。

香港回归祖国，是“四史”课程中的一个重要篇章。香港回归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1985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担负起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一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确定，包玉刚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讲述包玉刚先生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的历史，有助于学生在学习“四史”课程这一段内容时，更加深刻理解香港基本法对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意义，以及“宁波帮”的爱国情怀。

地方高校“四史”课程建设的实践路径

“四史”课程是对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历史的一个高度浓缩和全面总结。这里面含有不少与地方高校所在地历史文化相关的知识内容。作为地方高校，在讲授“四史”课程时，不应将“四史”课程内容孤立起来。因此，在课程设计时，要有意识地将地方文化资源与“四史”课程内容关联起来，有机地融入课堂授课中，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区域历史与重大历史的关系，激发学生进一步渴望了解地方历史中所蕴含的“四史”元素，促使他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四史”课程中的相关知识点，强化其对书本知识的汲取。尤其是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应当积极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和重要历史事件，融入“四史”课程中，再结合具有特色的个案进行讲授，进而激发学生对“四史”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作为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开设的课程，也应注重协调历史学专业与“四史”教学关系。“四史”课程不是单纯的史学专业课程，作为“四个自信”教育的关键性课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四史”课程脱离不了史学专业教学的方法手段，“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叙事逻辑，往往能增强思政课程的吸引力，有利于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同时，应当充分把握“四史”各课程特性。“四史”课程四个看似独立的部分，实则相互关联在一起，密不可分。在探究“四史”课程建设路径时，有必要根据各门课程的个性特征展开设计。【本文系2024年宁波大学教研项目“地方高校‘四史’课程建设路径探析”（JYXM2024045）最终成果】

（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四史”课程建设负责人，宁波大学历史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