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广松

王阳明自信地标榜“知行合一”学说是“对病的药”。从“知行合一”的提法就可以知道，它针对的是“知行二分”问题。而“知行二分”是个统称，具体可分为“外心求理”“沉湎经书”以及“轻忽念头”三种病症。

一、诊治“外心求理”

“外心求理”命题主张“理”在“心”外的事物中，所以人们需要到外在事物中探求这些“理”。这种主张肯定经验是知识的来源，但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也就是说，成就圣贤人格涉及的是社会的伦理规范和原则，这些内容不同于科学知识强调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确实需要“外心求理”，社会的伦理规范和原则却不在“心”外，而是内在于“良知”之中。比如，如果“孝亲之理”在双亲身上，那么双亲去世后，“孝亲之理”也会跟着消失。但实际情况是，“孝亲之理”会伴随人们一生：双亲活着的时候，人们奉养双亲；双亲去世后，人们每年都要祭祀双亲。所以，“孝亲之理”不在双亲身上，而在“良知”之中。“外心求理”认识不到“理”在“良知”，当然无法做到“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对“外心求理”病症的治疗，就是要求人们转变观念，认识到“心外无理”，认识到“良知”是仁、信、忠、孝等道德知识的来源，根据它侍奉父母就是孝，依循它为君主分忧解难就是忠，遵照它真诚与朋友交往就是信，奉行它关爱民众就是仁。

二、诊治“沉湎经书”

王阳明主张《六经》等儒家经典是“良知”的文字化表达，“良知”固有的各种道德知识是经书实际要传达的内容。《六经》里《周易》记载“良知”的阴阳消息变化之道；《尚书》记载“良知”的纪纲政事；《诗经》记载“良知”的歌咏和性情；《礼记》记载“良知”的礼节规范；《乐经》记载“良知”的欣喜、平和状态；《春秋》记载“良知”的诚伪邪正。总之，孔子整理出《六经》是为了向世人大致展示出“良知”的主要内容，希望人们能够借此体认并践行自己的“良知”。

但后世儒学衰微，人们已经不能明白孔子整理《六经》的初衷，而是错误地沉湎在经书之中不能自拔。有些人希望凡事预先立定一个格式、规矩，于是到经书中寻找相关经验，将之贯彻为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准则。这是误判了经书的作用，不明白经书只是记载个大略，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和经验，“良知”才是让人能够因时、因地灵活处世接物的智慧源泉。还有些人把研读经书当作追求功名利禄的手段，这些人要么通过大量记诵经书内容赚取博闻强记的虚名；要么通过经书学习章绘句琢的文辞技能希望成为一代文宗；要么通过熟读经书参加科举做个一官半职以求光耀门楣。沉湎经书的人，有的成了不谙世事的书呆子，有的成了妙笔生花的大作家，有的成了满腹经纶的大才子，有的成了谋财害命的贪官污吏。无论如何，在王阳明看来，沉湎经书的人总归难以觉知到体认并践行“良知”，才是研读经书的根本目的；难以觉悟在此方向下再去锤炼文学技能，再去谋求一官半职，再去积累处世经验，才是“举本统末”的正道。

“知行合一”对“沉湎经书”病症的治疗就是要求人们明白，经书从本质上说是帮助人们体认内在“良知”的媒介，觉悟“良知”并将经书上的道理付诸行动才是对待经书的正确态度。

三、诊治“轻忽念头”

王阳明在“四句教”中言：“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纯善无恶，但当“良知”与外在事物接触时，会产生有善有恶的意念，幸运的是，“良知”能够觉知意念的善恶。“轻忽念头”就是不理会“良知”对意念善恶的觉知，不能及时克倒恶念、笃定实行善念。

一是不能及时克倒恶念。不善的念头不是不善的行为，基于这种“知行二分”的认知，大部分人在恶念发动的时候不会去禁止恶念，这就是不能及时克倒恶念。二是不能笃定地实行善念。善念即使没有付诸行动也是善的，基于这种“知行二分”的认知，大部分人常常停留在善念的发动处止步不前，这就是不能笃定地实行善念。

“知行合一”对“轻忽念头”病症的治疗，就是要求人们必须具备“一念发动即是行”的觉悟，这需要从恶念、善念两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对于恶念，“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是警示人们必须将可能的恶等同于现实的恶，必须及时彻根彻底地将恶念克除净尽，不让一毫不善的念头潜伏在心里，才能有效防止恶念转变成恶行。对于善念，“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要从善念只是善行的开始，而非善行的完成的角度来理解，而未完成的善行则算不上真正的善行，所以必须笃定地实行善念。另外，“知行合一”的内涵之一是“真知必能行”，“良知”对善念、恶念的觉知无疑属于“真知”，所以“必能行”的“良知”必然要求及时克除恶念，笃定地实行善念，否则就谈不上“知行合一”。

综上所述，“知行合一”学说，是王阳明针对“外心求理”“沉湎经书”“轻忽念头”三种“知行二分”问题开出的药方，他既分析了三种“病症”的具体表现，又分别给出了具体的“治疗”措施，表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倾向，为世人反思、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