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强 方东华

孟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良知”这一概念，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他看来，“良能良知”是人类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与生俱来的道德能力。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中的“知”，主要就是孟子所说的道德“良知”。因此，“知行合一”学说是王阳明对孔孟“成圣之道”的继承与发展，是对道德生活中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关系的新阐释。

一、“知行合一”学说的旨趣

努力修行以成为“圣人”，是儒家学者的毕生追求和人生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历代大儒在继承前人思想、学说的基础上，根据个人体会，对于“什么是圣人”以及“怎样成为圣人”等问题做出切己的回答。“知行合一”学说是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体悟出的“成圣”方法和路径，具有鲜明的学术旨趣。

一是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观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朝被定为科举用书，明代亦将朱熹思想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所以王阳明一开始是通过研读朱熹思想来了解、探索“成圣”路径的。对于“成圣”路径，朱熹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格物穷理”——持续广泛地接触各类事物并且探究这些事物的本质规律，经过日积月累的积淀，再将各类事物的特殊规律融会贯通上升到把握宇宙的统一原理，就能够成为圣人。王阳明曾诚恳地按照“格物穷理”的方法学习、实践程朱理学。十六岁的某一天，王阳明突然想到程颐说过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这句话，于是和同伴每天坚持研究竹子中所含的“至理”，同伴在第三天劳神成疾，王阳明虽一无所获但仍然坚持“格竹”，第七天时也劳思成疾。二十七岁时，王阳明读到朱熹的《上宋光宗疏》，其中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王阳明认为自己看书虽博却收获甚少的原因在于没有做到循序致精，于是他谨遵朱熹循序渐进的教导，通过读书的途径再次实践“格物穷理”，结果却总感觉外在事物之理与“良知”是两码事不能合一，更无法达到朱熹所说的豁然贯通境地。这种感觉使他长期郁郁不乐，造成身体旧疾复发。对“格物穷理”的实践屡屡以失败告终，王阳明由此认识到：于外在事物中探求“成圣之道”并不可行。

二是“明先圣之学”。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格物穷理”学说不仅不是恰当的“成圣”路径，反而造成了人们对“如何成圣”问题的偏颇认知。概言之，“格物穷理”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将天赋的道德知识混淆为后天的具体事物知识；另一方面，先“格物”求知，再实践所知的主张割裂了知行关系，导致世人“终身不知”“终身不行”。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初衷就是扭转或纠正儒家倡导的“圣贤之学”日渐晦暗的局面，实现“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的目的。

二、“知行合一”学说的内容

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王阳明主讲贵阳文明书院，王阳明借此机会开始宣讲他在龙场得悟的“知行合一”新说。“知行合一”学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知行本体。“本体”的意思是本来的样子，“知行本体”意指“知”“行”关系的本然面貌。一般而言，知行既包括认识领域内对理论知识的求索和实践，也包括道德生活中对道德原理的觉知和践履。王阳明所讨论的知行，主要指后者。因此，“知行合一”中的“知”，指的是“良知”的照察与觉知；“行”，指的是“良知”的落实与笃行。王阳明提出“知行本体”概念，意在说明“知行合一”是“知”“行”关系的本然面貌。“合一”不是说“知”“行”是同一个东西，而是强调两者的原初关系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王阳明说：“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孝”是孝敬父母；“弟”实际是“悌”字，指敬爱兄长。知孝、知悌内含着已经行孝、行悌；反之，能够行孝、行悌必然关联着知孝、知悌。所以，“知行合一”是“知”“行”的本来面貌。

二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认为道德知识是道德实践的明灯、指引，道德实践是道德知识现实化的必要手段、方式。道德知识贯穿整个道德实践过程且是过程的开端，道德实践则是对道德知识的逐步落实和完成。再进一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所以是“行”的主意，原因在于“良知”具有明觉精察、知是知非的能力，可使道德践履免予冥行妄作；“行”之所以是“知”的完成，原因在于真实的道德践履具有真切、笃实的特点，可使“良知”的知善知恶免予虚知、空疏。

三是“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道德知识与一般的理论知识不同：理论知识重在“求真”，要求符合逻辑推演，能够解释经验现实；道德知识重在“求善”，要求不离人伦日常，能够规范现实生活。理论知识不必然要求实践，道德知识天然关联着道德实践。所以“熟知”与“真知”不同——能够口若悬河地对道德知识大谈特谈只能算是“熟知”，因为“熟知”可以停留在口头讲论阶段；“真知”则要求比口头讲论更进一步，必须落实在行为之中。因此，我们对某人道德品质的评价一定以其已有实际的道德行为为前提，如称某人知道孝顺、是个孝子，一定基于该人已做出了实际的孝敬行为，没有实际的孝敬行为则不足谓之“知孝”。更进一步，“真知”除包含“必能行”外，还对道德活动的动机提出了真切要求，比如，戏曲演员在舞台上把为剧中父母端茶倒水的仪节做得无可挑剔，但这些仪节不是基于“诚孝”的心理动机，而是一种出于盈利目的的形式化表演，所以不能认为戏曲演员真正做到了孝敬。

总之，“知行合一”命题是王阳明针对“如何成就圣贤人格”这一儒家人生根本问题提出的新学说，它不同于朱熹“格物穷理”向外求索的用功路径，而是要求回归孟子的内在心性传统，主张每个人内在本具的“良知”就是成就圣贤人格的依据。“良知”是“真知”，“真知必能行”，“良知”决定了“知行合一”而非“知行二分”。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市王阳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