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阳明文化向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传播，建立在唐宋时期东亚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宁波，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始终是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阳明文化在日本和朝鲜半岛传播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本土化过程，从而形成了多个中心。经过本土化的阳明学说，对现今阳明文化的实践应用仍具有参考价值。
■在阳明文化热潮面前，要冷静深入。国内外阳明学热度差异提醒我们，理性传播传统文化，更有利于文化自信。
记者 张芯蕊
记者：欢迎您明天来参加宁波市文旅研究院主办的“阳明东渐”专题研讨会。您曾讲到，阳明文化海外传播与在中国内部展开有本质区别。在日本、朝鲜半岛等地，阳明学的开展主要是通过文本解读、自我消化的方式实现，而非靠传统的师徒传授、讲学教化等方式。在您看来，阳明文化向东传播至日本、朝鲜半岛，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化交流背景？在此过程中，宁波的影响力何在？
钱明：自唐宋时期以来，我国与日本、朝鲜半岛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这为阳明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从广义的地理概念上来讲，东亚文化交流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北线，一条是南线。中国北方地区主要通过北线交流，其线路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延伸至日本列岛等；南线主要依托海上交通向东延伸，连接中国与日本列岛。在此过程中，港口城市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唐宋时期，以明州（今宁波）、刺桐（今泉州）等港口为始发地的南线，愈加繁华。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学僧”跨越东海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技术。整个东亚文化圈在佛教、道教、建筑、艺术、文学、音乐、美术甚至茶文化上的交流十分频繁。阳明学仅为众多文化交流内容之一，且是继佛教、儒学、朱子学等传入的“后来者”。
到了明代，北线逐渐衰落，南线的海上交通更加繁荣。宁波作为南线的关键港口，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阳明学在传到东亚各国后，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中，展现了更加独立的自主性与主体意识。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即重视面对面的讲授、体悟和感化，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学者中难以复制。王阳明及其弟子的著作，几乎成了日本学者接触阳明文化的唯一途径。在朝鲜半岛，尽管部分学者与中国阳明学者有过交流，但并未形成直接的师徒传承关系。
基于这样的文化交流背景，我们认为，就阳明学而言，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入某某文化圈，“多中心论”应该是不二选择。
记者：既然在您看来，阳明学在中、日、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具有一定差异性，那您可否简单介绍一下在阳明文化东渐过程中，日本和朝鲜半岛形成了怎样独特的阳明学派，这对于我们有什么启发？
钱明：在日本，王阳明的著作传入以后，通过诠释注解，很快被日本化、通俗化。又因日本人擅长使用具象、实用的思维方式，与阳明学中的“实”，即实践性、实用性的学术品格十分契合，所以他们对阳明文化的应用实践可以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有所体现。
以阳明文化对日本经济活动及商业活动的促进作用为例，被誉为“经营之圣”的已故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其思想深受阳明学影响。他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巧妙融合了中国儒家文化与阳明文化，其经营理念在中国广受推崇，成为众多企业家学习和借鉴的重要思想。
在朝鲜半岛，阳明学的最大特点，是始终围绕朱子学的话语展开。这是因为朱子学派在朝鲜半岛过于“强势”，阳明学不得不在朱子学的羽翼下，以一种“地下”传播的方式发展。因此，朝鲜半岛阳明学把重心放在以性理学为核心的义理思辨上，而不像中国阳明学那样把重心放在内心修炼上，也不像日本阳明学那样把重心放在实践上。
近年来，在我国出现了一种积极的趋势，即对阳明文化的探讨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在社会层面，部分读书会、研讨班及民间书院，将阳明文化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促进企业发展相结合。这一现象体现了阳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及其应用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深刻启示。
记者：宁波作为阳明文化东传的重要起点之一，也是王阳明先生的故乡，更是其精神内涵的重要承载地。未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延续、发挥宁波在阳明文化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如何辩证看待和思考阳明文化？
钱明：就宁波来讲，我有两个建议。
其一，阳明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阳明文化的东传，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交流的综合反映。从文学艺术、书画、建筑到茶道，都与阳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要统筹看待并传播阳明文化，将阳明文化的交流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脉络中挖掘并展示。
其二，随着阳明文化的热度越来越高，我们要时刻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若是蹭热点，就容易只抓皮毛、习得表面，反而容易走上一条庸俗化的、教条化的道路，失去了阳明文化真正的精神内涵与现实意义。
在近年来的交流活动中，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阳明学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热度。与此同时，在国内，阳明文化的影响力却在持续增强。这一现象与中国的国力迅速提升有关。
这一现象也提醒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反思，不能自娱自乐，理性看待阳明文化，更有利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