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沙耆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早年在上海昌明艺专、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习画，1937年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深造，画作与毕加索等著名画家共同展览。后因精神疾病被迫回乡，蛰居作画三十多个春秋，创作颇丰，并逐渐在拍卖市场走红。他，被戏称为“疯子公公”，亦被尊称为“中国梵高”。

在他充满传奇的人生中，有一个绕不开的处所，那就是他的家乡“沙村”。

沙村，位于鄞州区塘溪镇梅溪水库东侧，有800多年历史，村民多姓“沙”，现以“沙氏五杰”闻名。沙耆系“沙氏五杰”的同族堂弟，1914年出生，原名引年，1934年“沙氏五杰”老大沙孟海为其取艺名为“耆”。

除了短暂外出读书和治病，沙村几乎占据了他整个生命历程的一半。与同为画家的黄公望对于富春山、王蒙对于黄鹤山不同，沙村于沙耆，并非其自觉自愿的选择。如果说，第一个时间段的居住，是由于命运的安排——它是他的出生地，由不得他自主选择；另两个时间段的居住，同样皆非他的本意——精神疾病使他无法独立生活，只能被安置于老家——前一个时间段，由他的母亲照料；后一个时间段，经当时的沙村大队安排，由邻居沙良红一家照料。

据说，沙耆蛰居沙村的日子里，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从1952年起由浙江省委统战部每月发放生活津贴。他患病后从未放弃痴爱的绘画，用毛笔、木炭代笔，画在墙壁和报纸上，甚至满地肆意涂鸦。如今，在沙耆故居，尚可见板壁、墙面、地板上，画满了各种画。

长期蛰居于沙村，对沙耆来说，是一种命运的不幸。倘若，没有精神疾病，他必定会离开这个闭塞的乡村，要么留学或定居海外，要么供职于美术院校，为自己的人生闯出一番广阔的天地。或许会像雷婆头峰对于潘天寿一样，沙村会成为他心头的一个念想和作品中的一种具象。现实中，沙村是沙耆半生的“囚禁地”，完全将他与外界隔绝，他只能在母亲或邻居的照管下，在村子里晃来荡去。

然而，事物总有其多面性。长期蛰居于沙村，恰恰又是他艺术上的幸运。他安静而“特立独行”地进行“涂鸦”，无形中找到了“表达”的自由，成全了艺术创作中的真诚。

1983年，“沙耆画展”在杭沪京三地举行，其画作以“坚实的造型，沉郁的色彩”震动整个画坛。1985年之后，沙耆由学生余毅（沙耆养病时住在他家）陪同前往江苏、浙江及东北名胜景区游览写生，创作了一大批“色彩绚丽，用笔豪放”的人物、静物和风景画。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其创作更是臻入化境，画风发生了巨大变化——集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之大成，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和收藏家高度关注。

著名油画家詹建俊2001年为“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撰写的“前言”中曾评价道：“这是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画家，然而，这又是一位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美术史上、并激发我们对艺术的意义不断思考的画家。”这无不说明了沙耆相比同时期积极投身于时代浪潮中的画家，在艺术实践上要持久和深入，在艺术成果上要丰富和丰硕，从而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油画史上的一颗灿烂的彗星”，为油画艺坛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华。

那么，作为长期蛰居的家乡，沙耆又是如何看待沙村的？鉴于缺乏相关资料的佐证，我们无从下结论。当然，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沙村——这座拥有独特山水和人文气息的古村，不管是沙耆人生的“囚禁地”，还是艺术的“避风港”，都毋庸置疑地成了他生命旅程中最为重要的处所，它不仅记载了其作为“疯子公公”的特殊的生存状态，也见证了其作为“中国梵高”的非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