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方志工作主管部门要加强本领域古籍工作。为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我市当年启动《宁波历史文献丛书》最新整理项目——《覆校本宋元四明六志》。

宋元年间，宁波学者编修了六部影响较大的地方志书，即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徐时栋等人对上述六部宋元志书重新校订整理刊刻印行，并将该版本命名为《宋元四明六志》。《宋元四明六志》审订严谨精良，在中国志界享有盛誉，曾被鲁迅先生借阅研究。该志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留存了大量校语和辨析材料，并附有完整的三十一卷本《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也是当时校刊六志的唯一过程实物，实证了“发旧藏及借阅诸抄本校正脱误”的详细过程。由于珍罕，被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覆校本宋元四明六志》填补了方志史研究资料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文献版本研究、方志辑佚研究、人物研究等价值。

一是记载其他藏本与整理本对校的情况。如“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二日，借刘艺兰藏本校，十有二日毕”“借刘艺兰家藏本校读，续得王兰林藏本覆校一遍。起十月望日，迄十一月廿六日”“借陈钧堂所藏抱经楼卢氏本校阅。起五月朔日，迄七月朔日而毕”“八月十六七日取《守山阁丛书》刊本校”。采用“烟屿楼初本”抄入的稿本，盖“覆”字章后即改为“烟屿楼校本”。

二是确立《开庆四明续志》校定本的规范。《新校定本·玖·开庆一》封二有徐时栋的题文：“同治壬申（1872年）六月，取诸君以宋刻校本、子相校本并札记及补遗合勘之，为新校定本……七月五夕寅初二刻七分徐柳泉记。”开庆志卷十二末也有“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徐柳泉新校定，七月五夕记”。这是《覆校本宋元四明六志》中唯一明确的定本，表示校勘工作基本完成。对书中大量校语、删改内容进行审定，徐时栋提到“后凡字旁有△眉端写所应‘改’字，及子相原校朱字旁写‘改’字，此皆将使工人刻补改正者也”。设置“新校”篇目，徐时栋校语多次提及，如开庆志“改入卷后‘新校’”。对其他志的校审，如《捌·宝庆六》书末载：“同治十一年六月初旬，挥汗读子相所校一遍。柳泉记。”

三是保存有关考证、辨讹、辑佚的史料。1、对志文是否脱衍等问题的专题探讨，如宝庆志部分，徐时栋认为“……当以二十九文为是”，董沛下文则言“各本作三十九文，此作二十九文，俱误也……”。2、对印本或补抄文字所述事物的校正，如延祐志“甬东道院误作甬东书院，则在城外江东地界，相去远矣。一字之讹，以后诸志多沿之”。3、对漏字造成的逻辑差错、言不顺意，如至正志部分，“刘本司下有‘兵’字，当依。否则与下所开数目不符。”4、说明出处或典故证明，如大德志“一日必圣天子向葺”，因“‘一日向葺’见《左传》”，其余四字判断为移位。5、分析各志源流并汇校，如纠正校勘记“按旧志者，谓宋时绍熙昌国志也”，应是“当属郡志中分载昌国者”。6、处理避讳问题，如宝庆志“贞元”改用“正元”年号，整理本卷一初校即言“贞元之‘贞’不必改写‘正’字”“不能为之追讳也”。7、据当地方言读音产生名称演变的解释，“吴栏桥”目中，旁写“后志多作‘渔栏’，鄞土音‘鱼’‘吴’相同也”。8、字形相似之误，乾道图经有“草书形近之讹”，开庆志校得“应于之‘于’误当作‘干’”，以及“何况于干形近乎”。9、对写手、刻工质量的评价，如“此佛（应为拂）字是误刻，一览可知”“此必刻手妄刻”。

四是复现三十一卷本《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据董沛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校刻宋元四明志序》：“校勘记自佚文以下仍附。本书惟札记多未定之说，先生欲改而未是正者，今姑阙焉。”因此，《宋元四明六志》光绪刊行本缺校勘记“札记”“札记补遗”二十二卷，称为九卷本《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

（陈淑娟 翟恒奎 杨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