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杰 孙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新的春天，中国历史学也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与历史学其他学科一样，博物馆学科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力推进了博物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博物馆与“博物”的源流

近代西方的公共博物馆事业源于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式探索精神，在创设伊始便循着近代化的脚步前进，如1793年在巴黎成立的卢浮宫博物馆，其藏品便是王室藏品“民主化”的结果。现代博物馆的概念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亦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脚步波折向前。

在中国古代，收藏、保护和利用遗产的实践虽未直接演化成现代博物馆的概念，却蕴含着类似博物馆的元素。博物馆的核心意涵——“博物”，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西晋张华作《博物志》时，所记内容便包罗万象，从异境奇物到人物传说。东晋郭璞注《山海经》时亦提到“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又“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所谓“博物”，不仅是文学大儒见多识广的基本素养，更是文化精英由博物洽闻及于“君子不惑”的精神追求。

“博物”往往是史家品评人物的价值标尺。在《汉书》中，班固提及“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范晔《后汉书·班固传》中亦提及“固伤迁博物洽闻”。刘知几《史通》更是开宗明义：“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阙之哉！”

传统史学的镜鉴职能，与文化精英“博物”的旨趣动态交汇，促进了史学内涵的扩展。唐高祖《修五代史诏》谓“史官记事，考论得失”“惩恶劝善，贻鉴将来”。《册府元龟》亦有“广记备言，国史之职也；章往考来，《春秋》之义也”。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以史劝惩等史学经世致用功能，作为撰史的宗旨与理念，籍由“广记”“博闻”沟通“求真”“鉴失”，“博物”概念与史学贯通古今的理念相合，在史学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迨至近代，传统史学“博通”的内涵与西方的博物馆概念交汇，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museum”一词源自拉丁语的musum，意为“学院、研究所”，后来演变为“收藏珍品的地方”。其中的Muse，意指缪斯女神，um表地点，意即缪斯女神的圣殿，在古希腊用以指学校，图书馆，艺术学校。近代，“museum”传入中国，将之翻译为“博物馆”，便是将“博物洽闻”的史学精神与“艺术本真”的西方缪斯文化有机融合。

博物馆专业建设与中国史学之传承

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仅存的25座博物馆，今天的博物馆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全国已有50多所高校设立博物馆专业硕士培养点，宁波大学在2023年开启了第一届博物馆专业硕士的招生与培养。在新时代，史学传承与建设应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不断提升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对中华文明传统的重新理解和传承，推动包括博物馆学在内的“三大体系”建设。为更好地契合博物馆专业的发展，主要聚焦于三个角度。

首先，博物馆专业教育与文化传承融合。作为重要的人类文明承载场所，博物馆天然肩负了特殊的教化使命。2021年多部委下发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指出：“发挥教育功能。制定博物馆教育服务标准，丰富博物馆教育课程体系，为大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提供有力支撑。”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博物馆作为教育场所，应重点关注大中小学生的教育教学，强调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的培养，通过展示传统文化和历史成就，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和文化自信。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以提升文化自信为教书育人的抓手，将文化自觉渗入其中，成为博物馆专业培养体系设置的内在要求。

其次，基于博物馆新技术的运用，拓宽与加深史学研究。博物馆在实践过程中融合了新兴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伴随“智慧博物馆”理念的提出，许多博物馆已在尝试借助BIM、AI、传感技术、数字孪生构建等技术，力求将历史人物与事件在游客面前生动呈现。让实物藏品的在场性之真弥补文献资料受书写者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及语言文字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距离等影响的缺陷。跳出书籍的平面视角，使身临其境地感悟历史成为可能。清代史学理论大师章学诚认为，所谓“史意”，得“古人之遗意”则得，失“古人之遗意”则失。现代科技立足文本并超越文本，考究历史可能存在的诸个维度和侧面。每个当下的时间节点又为未来科技史的追溯提供了一种可能，是博物馆建设与史学传承的完美结合。

最后，文物的收藏与保护。博物馆的收藏要求，其内核即是“求真”，《文心雕龙》言“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所谓“正”便是对史学求真的最高旨归。有趣的是，“史”与“物”作为时间标的的两面，往往有着相同的被加工经历。正如文物修复的“修旧如旧”原则，在不改变原状的基本前提下，采取最小干预，不加入个人臆想或随意修改诸理念，正与历史书写中“书法无隐”“直书其事”“无污青史”“不取人情”等直笔理念相类。力求客观公正，以旁观者的视角站在历史中、站在文物外，是史学传承与文物保护共同的“浪漫”。当然，正如历史书写并不回避“趋美”，求真趋美亦是当今博物馆永恒的价值依归。（本文系2023年浙江省“十四五”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国史学史研究”最终成果）

（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博物馆专业硕士点负责人、宁波市重点文化研究基地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宁波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点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