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海清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对一些地方层层加码摊派经营主体增长任务、农家书屋缺乏实效、设立点赞指标等加重基层负担的个案提出批评。这3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脱离实际，把工作做过了头，沦为形式主义。

常言道：凡事要有度，不达则不张；过之则易折，适得其反。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界限，做过了头，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就如同待人接物一样，为人热情是好事，而过分热情没了分寸，反倒让人感到不适。基层干部对工作任务，既不能敷衍了之、草率应付，也不能一味蛮干，做“过头事”，而应科学对待、精准施策。

例如，通报指出的辽宁省阜新市部分农家书屋缺乏实效的问题。这里，并不是说一律不能搞农家书屋，更不是否定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而是说，要讲求实效。如果群众有愿望、有需求，当然要尽量满足；反之，就是劳民伤财。这个案例很有典型性。近几年，有的地方以“读书活动下基层”为由，下达硬指标，不惜重金搞社区（农村）图书室、企业阅览室，结果读者寥寥无几，甚至无人问津。

党建引领各项工作，不容置疑。可是，加强党建就一定要花巨资搞党建公园、党建广场、党建驿站、党建综合体吗？前不久，《半月谈》刊文《遏制基层党建设施浪费苗头》披露，某地一块党建标语10丈长，总花费约44万元；“有困难找党员、要服务找支部”12个红色大字，制作安装费达31万元。如此奢侈地搞党建设施，已经背离了党建原则。其实，这种情况，称其为“过头事”，算是轻的了。

形式主义的表现有多样性，做“过头事”是其中之一，其实质是在漂亮的口号下，做不切实际的事情，浪费资源。为什么一些人宁可做过头？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在作怪，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要么“躺平”，要么弄虚作假。评价体系失衡，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名干部如果工作稳扎稳打、留有余地，很容易受到责难，被认为是保守、干劲不足；而喜欢标新立异，做“过头事”的人，往往会被包容，认为是工作方法问题，应该保护其“积极性”。

还有一种现象，在某些地方，说大话、唱高调的人，往往占据舆论高地，振振有词，务实者反倒处于被动境地。比如说，花巨资搞党建设施，反对者一开口，极有可能被戴上“不重视党建”的帽子；若是质疑学习任务层层加码，一句“让你多学习不好吗”，便能怼得你哑口无言。久而久之，必然助长形式主义。

反对形式主义，就必须反对做“过头事”。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无论何时何地，说话做事都应恰如其分，要靠谱、要负责任。近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接连发出通报，对一些领导干部大搞形式主义，造成重大损失问题作出严肃处理。这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工作消极，不担当、不作为的人，要受到惩处；而热衷于做“过头事”、乱作为的人，也会被追责。

当然，对“过头事”，重在防患于未然，而不能只是事后追究。这就要求，评价和考核一个单位的工作，需要从重过程转变到重结果上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完成工作任务，要给予基层更多自主权和充分的施展空间。可以说，一旦没有了强迫命令、不切实际的硬指标，基层也就没必要做“过头事”了。

反对形式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因为如此，反对形式主义，不能抽象地“反”，而是要联系实际。比如，从杜绝做“过头事”抓起，有的放矢，不放空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