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燕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岛上通了电，许多人萌生了买电视机的念头。不过，受经济等因素所限，真正付诸行动的寥寥无几，比如住在路边的“秃指阿伯”家。这位阿伯聪明、和善、勤快，先天性手指脚趾奇短，却丝毫不影响他做各种活计，手艺更是出奇的好，钱包自然也就鼓了起来。

彩霞还在天边流连，阿伯家的电视机已大大方方地摆在院子里。接着，桌椅饭菜搬出，一家人边吃晚饭边看电视，霞光映得他们容光焕发。电视机正对院门，院门紧挨大路，路过的人禁不住往里瞅，看一会儿，再看一会儿，有的看着看着便进了院子，有的扯开嗓子招呼同伴，有的干脆把簸箕钉耙往地上一放，看得如痴如醉，浑然忘了时间，直到家人找来，一通笑骂。

我家离阿伯家很近，有段时间，我们姐弟俩每晚都去蹲守。母亲先把我俩送过去，再回家洗碗收拾，妥当后再赶来看电视。院子里坐不下了，观众就站到马路上，爬上围墙。电视里，播着《再向虎山行》和《射雕英雄传》，打打杀杀，爱恨情仇；电视外，人群激昂，惊呼连连，三两个小伙子兴奋得从墙头跃下又跳上，仿佛侠者附体。电视看得这般轰轰烈烈，竟引来了卖棒冰的。人群一阵骚动，身上有钱的直接来一根，没带的向熟人借钱买。阿伯开玩笑说，以后到我院子里做生意，得收点费用。

弟弟好动，凳子坐不了几分钟，忽而蹲下，忽而站起，一不留神就被挤到远处，裹进人群，连电视的光都瞥不见。他又喊又叫，人家把他送回母亲身旁，或母亲将他拉回，这么一折腾，原先的好位置早被人占了。弟弟个子矮，跳起来也看不着，免不了哭闹。索性，母亲把他抱上围墙，不许他擅自落地。从高处往下看，电视看得清清楚楚，他这才安静下来。但他总能找到理由添乱——隔一会儿就嚷着尿急，下墙、上墙，下墙、上墙，搞得母亲不得安生。几晚下来，阿伯看不过去了，于是吓唬他：“小孩子尿这么多，恐怕得去医院开刀治疗。”众人哄笑。

这一招果然见效，从此在阿伯家看电视时，弟弟尿尿的次数明显少了。

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的一天，傍晚放学回家，发现父亲出海归来。我看向他，总觉得他笑容里带了点神秘。不经意往卧房一瞅——写字台上赫然摆着一台电视机，竟有些恍惚。父亲一下子打开电视，“咔咔咔”，频道开关360度旋转，我这才百分百确定：我家真的有电视机了！那是西湖牌黑白电视机，14英寸，从宁波买来，花了父亲400多块钱——当时他一个月工资不过一百元出头。

只要天气不是很冷，电视机还是要搬到院子里，地方大，方便邻居熟人一起观看，当然也多多少少掺杂了些虚荣心。尤其是夏天，父亲因修船在家，吃过晚饭，木桌上一撤去碗筷，电视机便摆上了。众人三三两两进来，悠哉悠哉。暮色将至，暑气未消，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抱怨天热，祈盼来点自然风，可等14英寸荧光屏一亮，那点热仿佛就不算什么了，没人再提及。观众们或站或坐或躺，借着月光和荧光，织网的、缠梭子的、摇蒲扇的、抹花露水的、啃玉米西瓜的、剥豆子的……应有尽有，我跟小伙伴还玩起了翻花绳，真是姿态各异。

剧情到了关键处，大伙则像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法，所有动作暂停，诸声皆消，唯有电视里的声响在院子上空回荡。最怕看得好好的，画面突然变糊，甚至“滋滋滋”地飘起“雪花”。弟弟箭一般飞出去，转动屋旁那根粗壮的竿子——那竿子可有来头，曾是外公小舢舨上的桅杆，如今再次派上用场，顶上了蜻蜓似的天线。众人着急看电视，齐声嚷着“好好好”“停停停”，弟弟方罢手。

那会儿看了好些电视剧，《血疑》《西游记》《阿信》《济公》《星星知我心》……有一年，整个夏天的晚上都在播同一部连续剧——墨西哥的《诽谤》。大人们每晚看完还要热烈讨论，迟迟不肯散去。

后来，电视机在岛上已不算稀罕，普及开来，但人们对看露天电视的热情并未消减。劳作了一个白日，夜晚，趁围在一起看电视，交流、宣泄、放松——这样的一天，似乎才是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