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益奔

苦涩的童年像一块浸满泪水的粗布，平日里不愿轻易触碰，怕一揭开就漏出满地疮痍。直到前不久，偶然看见朋友握着菜刀，将一截棕褐色的金刚藤根切成细碎的薄片，说要煮水用。那熟悉的纹理、粗糙的质感，瞬间撞开了记忆的闸门，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日夜，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几乎将我淹没。

1961年的春天，风里还裹着料峭的寒意，我刚满6岁，便跟着母亲、姐姐、妹妹和弟弟，被一纸“精减城市户口”的通知，从奉化县城遣返回了老家萧王庙公社。说是老家，却半点根基都没有——我们地无一垅，山无一丘，就连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是向村里人租来的破旧土屋。在城里时，粮食就已定量供应，顿顿清汤寡水难填肚，到了老家，更是陷入了绝境。国家每月供应的几斤“粮食”，大多是番薯、土豆，偶尔夹杂着几把糙米，这点吃食，要养活一家六口，无异于杯水车薪。

上半个月，母亲总会把食物算计着分配，掺着大量野菜煮成稀粥，我们姐妹兄弟几个，捧着豁了口的粗瓷碗，连碗底的汤汁都舔得干干净净。可一到下半个月，粮缸就见了底，母亲的眉头拧成了疙瘩，眼里满是焦灼与无助。为了活命，我只能跟着邻居家的孩子，漫山遍野地寻找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我们蹲在田埂边挖野菜，野菜挖光了，就踮着脚剥老树皮，树皮涩得剌喉咙，咽下去时带着木屑的粗糙，刮得食道生疼。后来，田埂边的野菜、树上的树皮也没了，我们就钻进深山，用锄头掘茅草根、蕨菜根，这两种根，算是那段日子里难得能入口的“美味”。

我们把挖来的根须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带回家后，母亲会用菜刀剁碎，晒干，再用石磨磨成细细的粉末，掺上仅存的一点大米或苞米粉，加水揉成团，拍成薄薄的饼，放在柴火灶上慢慢烘烤。那饼硬得硌牙，咽下去时要费好大的劲，可我们依旧狼吞虎咽。

可就连这样的“食物”，也没能支撑多久。山里的茅草根和蕨菜根也被掘得干干净净，光秃秃的山坡上，只剩下一丛丛扎人的金刚藤。人们的目光，终究还是落在了金刚藤那深埋地下的根茎上。金刚藤根长得粗壮，扎得又深，山里随处可见，可它的滋味，比茅草根和蕨菜根难咽百倍——入口是直冲鼻腔的苦涩，嚼碎后喉咙里像卡着砂纸；更让人绝望的是，吃了之后会便秘。

但那是最后的生路了。为了活命，再难以下咽也得吃，再痛苦也得忍。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母亲把挖来的金刚藤根洗净、剁碎、磨粉，做成硬邦邦的饼，我咬着牙啃下去，每一口都带着泪。没过多久，肚子就胀得像鼓一样，尖锐的疼痛顺着肠胃蔓延开来，我忍不住哇哇大哭，哭得撕心裂肺，母亲抱着我，眼泪砸在我的头发上，却只能一遍遍地唤着我的乳名说：“阿大忍忍，忍忍就好了，吃了才能活下去。”

这样在饥饿与痛苦中挣扎的日子，整整持续了3年。如今回想起来，依旧浑身发颤，满心后怕。

岁月流转，如今的日子早已丰衣足食，山珍海味唾手可得。可每当看到金刚藤，看到那粗粝的根茎，我总会想起6岁那年的春天，想起母亲磨粉时布满老茧的手，想起那些挨饿的日子。金刚藤根没有光鲜的外表，没有甜美的滋味，却用最质朴的存在，在最艰难的岁月里，让我们活了下来。

这救我命的金刚藤根，早已不是寻常的植物根茎，它是刻在我生命里的印记，是苦难岁月里的希望之光，是我这辈子都不能忘记的恩情。它让我明白，如今的幸福有多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