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杜孟
有人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对我而言,乡愁,是一块定格在农历八月十六的月饼。童年的记忆,是只认十六的月;半生的感悟,才懂这十六的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奉化的小山村。童年的中秋,没有彩灯,没有电视,它在清贫的岁月里,只是一枚奢侈的月饼的甜。那时的我,浑然不知天下中秋原是八月十五,只认准了八月十六的月亮,才是为我们圆的那轮。
记忆里的中秋前夜,我们这些孩子会格外安静,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郑重的期待。大人们盘算着的,是明日去供销社,用平日里积攒的零钱,称回几个月饼。那时的月饼,并不是如今琳琅满目的各式月饼,而是地道的“宁式月饼”。它们用油纸包裹,酥皮一碰就掉渣,内里是冬瓜糖、红绿丝、芝麻和花生混着的硬馅,咬一口,得用手心小心兜着掉下的每一片碎屑。那甜味粗粝却汹涌,能在一整年的寡淡日子里,烙下最深的印记。院子里,方桌上供着的,是自家种的柚子,那青黄色的厚皮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旁边还摆着敦实饱满的奉化芋艿头,空气里似乎飘着淡淡的清苦香气。奶奶会指着天上的月亮说:“别急,月亮娘娘还在梳妆呢,明天晚上才最漂亮。”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穿上军装,逐梦远行。在部队过的第一个中秋,才让我愕然惊觉,原来日历上的佳节,竟是农历十五。那天没有张灯结彩,营区静悄悄的,伙食一如往常。那时我们一天四角七分的餐费,能每周吃上一两次肉包子已是改善,中秋的夜晚,并无特殊加菜。我攥着早已写好的家信,走到空旷的操场,望着天上那轮被全国人民赞美的十五的月亮,心里涌起的,却全是十六的滋味。
在往后靠书信往来的年月里,我才从父亲的回信中,弄懂了故乡这独特习俗的由来。故事与一位南宋的“孝子宰相”史浩有关。他是明州(今宁波)鄞县人,官至右丞相,却始终不忘故土亲情。相传,因其从都城临安(今杭州)赶回家乡团圆时,途中坐骑受伤或风雨阻隔,延迟了一日,直到八月十六清早才到。他的母亲与乡人并未在十五当晚先行庆贺,而是执意等待。这位权倾朝野的宰相,在家人与乡情面前,首先是一个归家的儿子。这份深沉的孝心与乡谊感动了全城,大家相约此后便在八月十六共度中秋,以彰孝道,以重乡情。这并非历史的阴差阳错,而是一场绵延八百年的温情等待。
读到这个故事,我漂泊的心仿佛找到了锚地。我忽然懂了,我们过的,不是那一天,而是那一天的“等待”。在清贫的岁月里,这份等待让情意变得格外沉甸,让团圆显得愈发珍贵。
如今,时代早已天翻地覆。我的中秋,也有了新的过法。在军营时,十五的月夜多半是在边关战位哨位上度过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月亮就悬在老山前线的夜空,冷峻而深沉。那时与家人的团聚是一种奢望,陪伴在侧的,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退休之后,才真正有了闲暇与自由,弥补了过往的许多遗憾。如今,我既随俗过十五,也定要与家人同庆十六。十五,是应景,是共赏天下的圆月;十六,才是归宿,是独属于我们奉化人的、不容置换的团圆。
到了十六的夜晚,我定会为自己泡上一杯茶,郑重地摆上一枚月饼。对于像我这样,从那个清贫年代走来的游子而言,十六的月亮,不只是天上的月。它是童年里那口奢侈的甜,是军营夜里那封薄薄的家书,是史浩马背上那份对归家的执着,更是老山阵前那轮照过我也照过故乡的明月。那一口十六的月饼,是童年,是乡愁,是刻在骨子里,无论如何也改不了的——家的时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