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满芬 许霖

钢笔，不仅是书写工具，还可以作为纪念品传递友谊交流感情，有时年轻人还会把它作为谈情说爱互赠的“信物”。同时，钢笔还承载着一种文化和情怀。1884年，美国人艾奇逊·沃特曼发明了钢笔，结束了欧洲人“翎管笔”（羽毛笔）的时代，开创了书写工具的新纪元。说起钢笔，不得不提起“英雄”金笔，它曾是风靡一时的国产名牌，承载着许多国人绕不开的记忆，而它的广为人知与奉化人周荆庭渊源颇深。

据《奉化市志》记载，周荆庭又名周井亭（1900—1966年），浙江奉化人。与众多的宁波帮成员一样，年少时的周荆庭来到上海谋生，先在一家碗店当学徒，出师后入职一家纸店当店员，后又进入一家文具店工作，通过在文具行业几年的摸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24年，周荆庭与人合作在武汉开设文记纸号，后来又独自开办合兴文具社，从中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上海开埠以后，宁波人纷纷来上海创业和谋生。经过几代宁波人的拼搏和发展，“宁波帮”在上海的金融业和工商业等领域独占鳌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正值西学东渐，用钢笔代替毛笔写字成为一种流行。据《上海轻工业志》记载：十九世纪末，我国市场上的铅笔和自来水笔均为美、日等国垄断，五卅运动掀起了“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热潮，提振了发展民族制笔工业的信心。周荆庭感到当时中国市场的窘状，便有心创办自来水笔厂。为掌握制造技术与购置器材设备，周荆庭东渡日本考察，学得要领回国。1927年，周荆庭联手沈百年、竺芝珊等人投资1.5万元，在上海创办了合群自来水笔公司，周荆庭担任经理。1931年8月，周荆庭又与人合股创办华孚金笔厂，任厂长兼经理。

宁波帮商人都有一颗实业报国的热心。20世纪初期开始，宁波帮创造了一百多个近代中国工商业的“第一”。作为宁波帮商人中的一员，凭借着良好的信用和认真执着的性格，周荆庭的实业越做越大。1933年9月下旬，上海科学仪器馆因适应时势需要，决定扩充营业。周荆庭捕捉到巨大的商机，于是投入大量资本，不久即当选为上海科学仪器馆总经理。

1935年，华孚扩大规模，工人增至150人左右。在“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运动中，华孚的金笔得到众多国人的认可。1937年抗战前夕，华孚职工增到200余人，日产量达到70打。华孚金笔厂生产的新民牌金笔，价格较低，书写流畅，款式美观轻巧，深受学生的喜爱。1938年，华孚金笔厂的全部资产及股票均归周荆庭所有，成为周荆庭的独资企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孚金笔厂部分厂房被毁，工厂处于停工状态，不少职工被迫返乡。上海沦为“孤岛”后，周荆庭利用华孚金笔厂抢救出来的机器和原材料，租赁了租界里的上海科学馆三楼恢复钢笔的生产，职工也增加到70多人。不久，日军侵占租界，使上海的制笔工业又陷入了困境。抗战胜利后，中国制笔工业重新回归市场，内迁的企业也纷纷返沪，抗战期间引发的货源枯竭，恢复正常。周荆庭果断购买了三乐笔厂，并改华孚金笔厂为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达142人。1947年6月，周荆庭去美国考察制笔工艺，引进先进设备，华孚金笔厂成为中国笔业第一大厂，华孚金笔成为上海四大名笔之一。华孚金笔厂先后五次解散，但周荆庭始终没有放弃。

新中国成立后，华孚金笔厂迎来了腾飞。1950年，周荆庭捐出巨款支援抗美援朝。1952年1月，华孚金笔厂公私合营，周荆庭任技术副厂长，有70余家工厂并入华孚金笔厂。1955年，大同英雄金笔厂并入华孚金笔厂，英雄牌金笔也转入华孚金笔厂生产。1958年，笔厂员工提出了“英雄赶派克，为国争光”的口号，上海的一家电影制片厂为此还拍了一部当时闻名全国的电影《英雄赶派克》。上世纪60年代，派克公司还曾经专门派人来中国访问。英雄金笔，成为最早进入世界名牌行列的“中国制造”。

1966年8月25日，周荆庭在上海去世，享年66岁。同年10月，华孚金笔厂正式易名为英雄金笔厂。周荆庭能获得不俗的业绩，都是因为民族自强自立的使命感使然。他还曾一度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副会长，对家乡子弟就业多有照顾，在英雄金笔厂的员工中，以奉化人所占比例最大。

如今，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英雄”金笔的市场份额虽然被挤压。但是“英雄”金笔近百年的发展史，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英雄”自诞生之日起伴随着一代代中国人书写着人生，描绘着生活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同时，“英雄”品牌的百年历史也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