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淇昉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中唐骈俪之风盛行、师道渐衰之际，韩愈以一篇《师说》力倡从师向学的本旨，跳出了当时以身份、年龄划界的从师偏见，把“师”的判断标准回归到“闻道”的本质。这份跨越阶层与职业的师道认知，恰恰为后世留下了理解“何为师者”的开阔视野。

韩愈在《师说》里写下的这段文字，穿越千年时光，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一个与文字、与学问相伴的人。这里，最先要致以最诚挚敬意的，是千千万万坚守在三尺讲台上的人民教师。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守在课堂里，把最鲜活的年华铺成了学子脚下的路。从拼音识字到立身处世，他们以日复一日的耐心，把文明的基础养分播撒进一代代人的生命里。这份面向普通人的托举，构成社会最坚实的文化基石，也是师道最核心、最广为人知的载体，永远值得全社会致以隆重的感念与致敬。

凡涉文守道，皆为师者。于我而言，最近这几年深耕地方文化写作的过程中，愈发领悟《师说》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深层含意。那些在文学文化领域深耕多年的行业前辈，他们没有站在讲台上传授课业，却以各自数十年的专业坚守，像师长一样为后来者照亮了前行的路径，也让我对“师者”二字有了更丰富的体会。

在档案馆的诸多同仁中，就有几位我始终尊称为师长的资深研究者。他们守着满室泛黄的卷宗深耕数十年，指尖拂过百年前的墨迹，在常人看来枯燥的断简残篇里，打捞着被时光模糊的历史细节。那些冷僻断缺的民国档案、散佚的地方文献，经他们多年梳理渐渐脉络清晰，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守住了一块扎实的史料阵地。

在地方志系统里，也有几位让我敬佩的老专家。其中有的为了考证史册与旧县志的存疑之处，不辞辛劳踏遍本地的山山水水，访遍村巷里的耄耋老者，把散落在古村宗祠、山径残碑里的远古传说、近代旧事、本地乡贤事迹一点点拼接完整。别人眼中晦涩难考的政区沿革脉络、地名由来，在他们笔下都成了有温度的乡土叙事，补上了地方记载中曾被遗缺的细节，让书写地方题材的人避开浮于表面的空泛，真正触摸到这片土地的文化肌理。

省级图书馆的古籍部里，也有几位令我感念至深的老师。他们熟稔浩如烟海的典籍脉络，能在数万册藏书里精准指出某本古籍的藏处、某个历史人物的相关文献记载，甚至能随口讲出某个时代的公文书体特征与典籍流传故事。当我在古籍里寻章摘句陷入困境时，他们总能以深厚的目录学素养，为我打开新的检索路径，让那些沉睡的典籍重新焕发生机。

在宣传文化条线这块，我也结识了几位深耕多年的老师。他们扎根本土文化传播一线，熟稔主流叙事的表达规范与地方文化的传播逻辑，始终以严谨的导向意识打磨每一篇涉文化题材的文稿。他们能精准指出文稿中史实表述的疏漏、价值导向的偏差，指导创作者校准地方文化传播的表达分寸，让本土的历史叙事与文学书写既符合传播规范，又能把地方文化的厚重价值准确传递给公众，为本土文化的正向传播把牢了关口……

回望来路，校园里的老师当年在课堂上为我打下文字的根基，而走出校园之后走上社会，那些我有幸结识的不同岗位上的前辈们，以各自的专业所长，为我拓展了学问的边界。一声“老师”，他们受之无愧，也让我明白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单靠课堂与阅读的线性传递，而是无数人在不同领域里接力守护的事业。师道从来没有固定的讲台，文化的薪火，藏在每一位与文字较真、与历史对话的“老师”的案头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