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们备战高考

当年的笔记本内页,记得密密麻麻。

当年背记英语单词的小本子。

AI生成图。

1978年高考,时间定格在7月19日至21日这三天。那不仅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一代人命运齿轮开始转动的响声。而当年备战高考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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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初高中都是两年制。1976年秋,刚踏入高一,我们便被送往乡间学农,在风吹稻浪间度过了一个月。次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如同远处微弱的潮音,隐约传来,校园里却仍是一汪寂静的池塘,波澜不惊。直到立冬,这潮音才化作澎湃的春雷,惊醒了蛰伏的梦想,一部分同学开始率先发奋用功。

岁末,全年级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的分数,全都张贴在墙上。顺着这份成绩排名,1978年初,理科“加强班”应运而生,文科“加强班”也相继设立。我们被冠以“冲刺备考”之名,学校为我们调配了最好的任课老师。其余班级,则依旧按相对轻松的节奏正常学习生活。我有幸成为理科“加强班”的一员,从此,晨昏相伴、灯火为伴,我们全身心投入,奋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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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回想,那些可敬的老师,是在用心血为我们点灯引路。他们不停地备课、赶课、补课、答疑、批改作业。班主任孙珉老师教英语,嗓音温润好听,带着磁性的标准口音,板书工整如列队雁行。他叮嘱我们每人准备一本小小的单词本,说:路上、饭间、睡前,随时都能记单词。

前几日,我为查找资料,偶然翻到了那本泛黄的小本子,扉页边上是我亲手写下的 “在乎点滴勤 自勉”7个字。墨色虽已淡去,却如一枚火种,瞬间引燃了当年的很多记忆。

王显安老师教化学,他的嗓音常年沙哑,像播放老旧的磁带,可讲到知识点关键处,眼里总会闪出光亮。课后他总被我们团团围住,他便一一细致讲解,直到我们心中的困惑烟消云散。有一回,他满眼红血丝、忍着咳嗽走进教室,竟当场咳出一口血,吓得我们心惊不已。他却只是摆摆手,漱过口后平复情绪,哑着嗓子轻声说:“没事,我们继续上课。”

语文老师张汝扬,一堂课便能带领我们从《诗经》的河畔,漫步到鲁迅笔下的深夜。他课堂上挥洒的满腔激情,成了枯燥备考里最鲜明的一抹亮色,只是他要求背诵的篇目,也多如漫天繁星。

数学老师卜一民,一口软糯的上海口音是他独有的标志。他总爱瞪着眼、敲着黑板叮嘱:“这个地方要当心,不然要扣掉一分!”

而最让我们“闻风丧胆”的,是物理老师苏敦肃。他总在我们毫无防备时,像变魔术一般,拿出一叠试卷:“每周一考!”他郑重宣布。次日,考试分数便贴满黑板。那份对知识的敬畏、对竞争的热忱,被他以最直接的方式,深深烙印在我们心底。

还有教政治的章财铭老师,他为我们拆解“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晦涩难懂的理论,让我第一次窥见思辨思想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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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沧海桑田,岁月流转,可老师们的音容、那些难忘瞬间,从未在记忆里褪色。

那个年代,知识本就是稀缺之物,就连承载知识的纸张,也透着“一纸难求”的窘迫。老师们如同寻宝者,四处搜集各类残卷旧题、手写文稿。刻写蜡纸成了我们课余的“副业”,按顺序每人轮流参与。木质框架的手推油印机,将油墨的清香与文字的轮廓,一同印在各式各样的纸张上:单位信笺、背面空白的报表、商品包装纸等。我因字迹工整、下笔用力均匀,不易刻破蜡纸,便常常帮同学刻印资料。无数个安静的午后与夜晚,铁笔划过蜡纸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响,仿佛是通往人生未来的隐秘密码。

6月的宁波正值梅雨季,空气湿热闷稠,终日湿漉漉的。夜晚留校补习,成了意志与潮湿闷热环境的一场鏖战。雪亮的日光灯下,正值青春的我们周身散发着热气,也招来了成群蚊虫萦绕。课堂之上,既要凝神细听老师讲解每一个公式、每一个单词,又要时时分心抵御蚊虫叮咬的阵阵刺痒。穿上厚实长袖衣衫、用橡皮筋扎紧裤脚,成了我们笨拙又无奈的防护铠甲。那时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只有汗水悄悄浸透后背的布衣,湿发黏在脖颈肩头。

进入7月,学校晚间补课暂停,改为居家自主复习。彼时街头正流行跳迪斯科。每到夜幕降临,邻居常会邀约友人在院子里跳舞。我的父母总会备好茶水、好言委婉相商。感念那户人家的体谅与善意,喧闹的舞曲声便就此停歇。那时城区夜里也经常停电,我和同样备战高考的哥哥,便相守在一盏煤油灯下,苦读到深夜。灯火如豆,在玻璃罩内轻轻摇曳,将我们埋头苦读的身影放大,投射在斑驳的墙面上,宛如两个与命运静默对弈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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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日子,终于在蝉鸣最喧嚣的盛夏如约而至。考点门口,全校任课老师悉数到场,如同送战士奔赴战场的将帅,亦如送别远行游子的至亲。他们一遍遍细细叮嘱,耐心解答我们临考时的最后疑问。孙珉老师把准考证一张张递到我们汗湿的手心,眼神复杂难言,蕴藏着鼓励、牵挂,更有满心期盼。考场里闷热得如同蒸笼,每间教室中央,都摆放着一大盆正在融化的冰块,旁边备着十滴水与仁丹。有体质偏弱的同学中暑,监考老师便在座位旁细心喂药,甚至就地用调羹蘸水,在考生后颈、脊背刮出紫红痧痕。高考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格外珍贵,没有人愿意轻易离场。

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已是正午时分。我们没有肆意狂欢,只剩一种近乎虚脱的平静。就这样,我们匆匆告别那个盛夏,也匆匆辞别了敬爱的恩师,甚至来不及好好道一声再见!后来才知晓,那一年浙江高考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三。我们6个毕业班,最终仅有8人拿到了那张改写人生命运的录取通知书。

谨以此文庆贺母校七十华诞,亦借此文深谢浩荡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