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棹庐主

小辰光，阿爷总喜欢带着我去看他的老朋友仁康先生。

记得常常是在午后，阳光暖暖的，阿爷背着我跨过府河上的石桥，去看仁康先生。

过了石桥向右拐，沿着河边的弄堂往里走，走到底就是仁康先生的家。

推开虚掩的木门，是个大院子。中间有条鹅卵石的小径，直直地通向树荫中的一溜正房。

仁康先生同阿爷一样，也戴着黑边框的近视眼镜，老是笑眯眯的。

阿爷和仁康先生喜欢坐在南窗边的藤椅上，一边吃茶，一边讲闲话。我就自顾自地或蹲在门槛边看蚂蚁觅食，或坐在阿爷脚旁边，吃仁康先生从上海带来的好吃的果子或糖果。

太阳快落山了，阿爷便起身又背着我回家去烧夜饭了。

仁康先生也不出门相送，只是坐在藤椅上欠欠身子，挥一挥手，算作告别。

阿爷那时经常去看仁康先生，可仁康先生却好像从来没来过我家。后来，阿爷也不去看仁康先生了。

过了好些年，有一次同阿爷坐着聊天，偶尔讲起仁康先生。阿爷听了一怔，然后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缓缓地讲：他人早走了。

原来，仁康先生是阿爷儿时的同学。曾去美国留学，1949年以后回到上海，在一家研究所里工作，据说成绩不凡。后来，与妻子一道下放回到了原籍，就住在府河边的老屋里。妻子因病亡故后，空旷的老屋里就只剩下仁康先生一个人了。他儿子一家人，都住在上海。

在那个年代，小镇上的人们有些是不想、或不敢与仁康先生讲闲话，而有些人仁康先生却又不愿、或不屑同他们讲闲话。只有阿爷，才是仁康先生在小镇里唯一交心的朋友。

后来，仁康先生的儿子一定要让他回上海去住，说老人年纪大了，与小辈住在一起放心。

仁康先生到了上海后，就住在六楼儿子的屋里。仁康先生的腿脚一直来就不好，行走交关不方便，走楼梯那就更不行了。有一日，仁康先生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来，伤了身子，折了腿。出院后，只好每日坐在六楼的房间里，看窗外的太阳或升或降，听窗外的风或晴或雨。

阿爷得知仁康先生得病的消息后，曾专门去上海看望过他。阿爷讲，仁康先生老同他讲，总是感到孤单，老是会想起年轻时的辰光，想起曾经的事业。阿爷从上海回来没几个月，仁康先生便驾鹤西去了。

仁康先生的样子，我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但仁康先生戴着黑边框眼镜，坐在颜色发红的藤椅里向我招手，以及阿爷背着我跨进他家院子时的场景，却仍异常地清晰。

仁康先生对自己人生的无奈感慨，阿爷对仁康先生的平淡之情，以及他俩之间的知遇之谊，现在想起来，已恍若昨日午后的阳光，虽仍历历在目，却早已如风飘逝，遥不可及了。

感动人心的真情，其实是交关简单，交关寻常的。有时，相遇时平淡如水的一声问候，或者是默默无语间的关切一瞥，都会让一个无助的人，有种刻骨铭心的温暖。

孩提时，缠着让阿爷讲故事是我最大的享受。

那时，阿爷阿娘租住在三河镇东一间东西向的平房里。房门朝西，门前是块青石板铺就的小道地。

道地旁边是邻人家的菜园子。因着季节的变化，种着不同的庄稼。有的辰光是向日葵，有的辰光是蚕豆或者是黄豆。每到庄稼花开的时候，便会有嗡嗡的蜜蜂，穿过暖暖的阳光斜斜地飞过来。有时，还会见到可爱的毛绒绒的野蜂，从附近泥墙的小洞里爬出来采蜜。

阿爷常常系着条灰白的纡身布褴，在道地里（方言，家门口的空地）生好煤球风炉，躬着腰烧水做饭。微风过处，道地里会留下一丝微醺的花香。

过了午后，阿爷就会一身轻松地斜躺在已发出暗红油色的竹躺椅上，泡上一茶缸茶叶茶，慢慢地抽烟吃茶。到了这个辰光，如果让阿爷讲故事，阿爷便会微微一笑答应的。

阿爷讲故事，喜欢半眯着眼睛，一副交关享受的样子。他总是一边缓缓地捋着稀疏的花白胡子，一边一句一顿地讲述那过往的灿烂和痛快。

于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林教头误入白虎堂、风雪山神庙等等的精彩，便在阿爷那略显干瘪的嘴巴里，生生动动地活了起来。

阿爷有时讲着讲着，还会就故事里的情节，发些做人要坦荡、为人要简单、吃亏就是福之类对当时的我来讲似懂非懂的感慨。

阿爷屋里没什么藏书，但阿爷的肚皮里却好像藏着无穷无尽的故事，总也讲不完。

除了讲水浒，阿爷还会讲孙悟空，讲聊斋故事，讲陶渊明的桃花源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但阿爷从来没给我讲过三国。

当初年少，并不明白个中的原委。后来渐渐长大了，有了些人生的阅历，回想起阿爷当初讲故事时的场景，忽然发觉原来阿爷给幼小的我讲的，都是快意而波折的人生，都是人世间的美好和正义，而唯独没讲勾心斗角的权谋之争。

我不知这是阿爷的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但我知道阿爷一生最痛恨也最遭罪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阴谋和卑鄙。那由此造成的痛苦和无奈，可能伴随了阿爷长长的一生。

但在我看来，阿爷永远是那么地慈祥，那么的平和。岁月的沧桑，就像那穿堂而过的风，在阿爷的脸上没有留下些许的伤痕。

自我懂事起，阿爷就是小镇里的无业居民。成日操劳的，只是屋里的柴米油盐和我的慢慢长大。

我小辰光交关贪玩，一到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肚皮就会饿得咕咕叫了。

阿爷好像晓得我的心思，每日到了这个辰光，跑回家不用开口，阿爷就会端出小半碗的米饭，让我充饥。

有时是酱油拌饭，偶尔还会放上一小勺香喷喷的猪油。有时是糖精泡饭，那热乎乎的甜味，会直直地窜入我的喉咙。

每当我狼吞虎咽地吞食着阿爷为我准备的美味时，不知为何，阿爷总会转过头去，看窗外的云影，苍老的手掌，轻轻抚摸我的头发，我的背。

我最佩服的是阿爷买蟹。阿爷眼睛不好，是高度近视。但阿爷每次去东门市场买蟹，总会在成筐的梭子蟹中，挑出几只蟹贩子手中的漏网之蟹，蒸熟了一剥开，只只都是白亮亮有红膏的顶壳蟹。

我最喜欢吃阿爷做的咸鳓鱼蒸蛋。只要是阿爷买来的咸鳓鱼，肯定是经过三次抱腌的。打上个鸡蛋，放在饭镬里一蒸，屋里头便会飘满咸鳓鱼浓浓的咸香。

吃完咸鳓鱼蒸蛋，阿爷还会把吃剩下的咸鳓鱼骨头，放点冬瓜来煲汤。汤出锅时，调入一勺南门张家酱园的老陈醋，那味道真的是鲜香无比，天下无双。

在我的眼睛里，阿爷就是个会讲故事会烧下饭，既和蔼又严肃的极普通的阿爷。

后来参加工作后，有机会翻检家乡的文史资料，谁知在一堆工商志和县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中，发现了好几处关于阿爷的记述。

据记载，阿爷在1949年以前就是县里有名的榨油厂老板。当初面对经营困境，阿爷通过技术革新，通过重构销售渠道，将家传的小油坊办成了初具规模的榨油厂，把油店开到了宁波和上海。榨油机一响，小镇东门的上空，便会飘荡起一股浓浓的菜油香。

1949年以后，阿爷成了个“戴帽子”的无业居民。阿爷善经营重革新的往事，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又为业内人士所记述，成了回忆中的佳话。

外公年轻时就认识我阿爷，曾跟我讲起过他第一次见到我阿爷时的情景。

外公讲当初他还是个学生，不到二十岁。那日从杭州回来，顺道在小镇中街开药店的姐夫屋里歇脚。

当时，外公正坐在后堂楼下的客厅里吃茶。只听得前门门环响处，还没等伙计通报，便走进来一个年轻人，拎着司的克（英语手杖的音译），戴着金丝眼镜，穿着貂皮大衣，气度不凡。

这个年轻人，就是我阿爷。

外公所讲的我阿爷推门而入的瞬间定格，早已是湮没在时间长河里的百年前的往事了。我不知当年背着幼小的我去看仁康先生时，阿爷是否还会想起曾经的商海风云？我也不知在春日的暖阳下，斜躺在泛红竹躺椅上给我讲故事时，阿爷的内心是否也会泛起汹涌波涛？

往事虽然如烟，但回忆永远温暖如新。就如那冷冷的冬雨过后，总会有暖暖阳光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