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去年10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沃土繁花》——微型小说名家系列之一，属于乡村叙事类型，是赵淑萍的小周村系列微型小说。我阅读时仿佛回到了童年，走进了沙漠边缘的农场，那片泛着金浪的麦田。我蹲下，感受麦芒轻轻刺痒，然后随手摘下三个勾着头的麦穗，揉一揉，吹走麦鱼，观察、咀嚼，检验麦粒的色泽和味道。我随机抽样，在《沃土繁花》中提取三篇重读。

《老茄》《丑妻》和《兰婶婶》，如题目所示，注重写人物。写人记事，事也无甚事，都是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没事如何写活人？这是对作家的考验。

在这方面，赵淑萍提供了出色的范本。每年读、评其微型小说，我发现，赵淑萍主要有两个系列：城市与乡村，这恰好与她的生活空间相吻合。作家总会写熟悉的生活。她经常回慈溪老家（小说中虚构为小周村）。《沃土繁花》中，小周村系列在延伸、生长。

《老茄》里的老茄，想来这村庄的人私下对他都不以为然。而文中的“我”，心直口快，气不过就“怼”了老茄，老茄的脸就挂不住了。“我”的父亲和老茄，是同代人，又因为他当年进了城，是胜出者，老茄心里难免不服，处处攀比。“我”这一插嘴，就受父亲的责备，父亲那一句：何必那么尖锐，就不能让他有些成就感？一句话，点活了三个人物，又维护了乡村传统人与人的稳定关系。

《老茄》使我想到了汪曾祺的《护秋》，同样是一对夫妻，女的泼辣男的黏糊。而且，有大段从恋爱到婚姻的回溯，但着力点各异。老婆阿花对老茄管得严，严禁烟、酒、赌，阿花走亲戚，他就打牌、抽烟。没想到阿花提前回来，不给他面子，掀翻了桌子。于是，他真成了打了秋霜的老茄。像这样一个男人，连儿子也不待见他。结尾却有人性的力度。患了重病的他，儿子接他去同住，老婆日夜陪护，老茄说不出话，还向上指了指，意思是让来客楼上楼下参观他儿子的“豪

宅”。汪曾祺《护秋》的结尾是地上有事却指向天上的月亮，老茄已病入膏肓却忘我炫耀起豪宅，还是儿子的豪宅。两句话，点到了人物的穴位，人物就“活”了。《护秋》和《老茄》都写得空灵，但“空”得不同。

《老茄》中的老茄身心皆有病。《丑妻》中的丑妻，身有病却心没病，又丑又呆，但从不拿别人家的东西。这是朴素的本能的乡村道德观，需要东西就自己在地里种。作者采用对比方法写丑妻，写她与聪明的丈夫的关系，与老偷地里的东西的王五媳妇的关系，还有与活泼可爱的女儿的关系。那女儿的花蝴蝶结使得沉闷的生活有了轻逸的诗意。但小说也留下悬念：这样一对夫妻究竟恩不恩爱？是村庄也是读者的疑问。文中五分之三处，丑妻突然发病死去。主人公死了还怎么写？第一层，老婆一死，李二没精神种地了。第二层，也是结尾，女儿喜欢母亲生前做的荠菜炒年糕，于是，李二又开始到地里去。他想起妻子，他总觉得妻子还在地里，这是一种回归：女人与土地融合为一种意象。写丑妻外表之丑，却写出了内心之美，劳动之美，深情之美。反观开头，那一层就有意思了，夫妻每天都泡在地里，甚至是雨天。暮色中，李二踏着载物的三轮车，放慢车速，丑妻在后紧跟着，这是一个关于夫妻恩爱的故事。以活着的人反观死去的人。只有丑妻活在李二心里，他才会“这么做”。微型小说写人物，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乎“怎么做”，“怎么做”才突出人物的唯一性。

“保长”这个绰号使人想起民国时期，但兰婶婶却生活在当下。她有着男性化的绰号——“保长”，其实就是“包打听”，听了还要发布。她的家，位于三岔路口，她起初坐在屋里听，听外面人们讲村庄的新闻，后来，等着听还嫌不够，还主动串门摸底。兰婶婶抖别人的事，捂自家的事，分寸有度，以不伤害别人为尺度。这种女人，其实乡下、城里都有。如此消息灵通人士，丈夫却有了婚外情。起初，她肯定是不知道的。后来她知道了吗？这正是小说的微妙之处，没给出答案。兰婶婶说杏梅家的橘子酸，而杏梅说霜降后就甜了。结尾是兰婶婶自己醉了，说出宽容和谐的真言，无奈而又豁达，但是她还是“捂”住了自己的事。小说写活了兰婶婶的双重人格，那酸橘子、那醉米酒的细节有着别样的味道。

小周村系列，从《客轿》到《兰婶婶》，从过去到当下，物质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人性有恒定性。写人物，潜入幽微的人性深处，我读到人性的光亮。我还注意到赵淑萍微型小说擅长贴着人物运动中的细节写，有动感，有节奏，有形象。《客轿》里跟着灯笼走的郑店王，《丑妻》里紧跟着三轮车的那个农妇，作家似乎也一路尾随着他们，攫取着他们的神韵，诉诸笔端。

总而言之，《沃土繁花》不仅是赵淑萍对故乡的深情记录，更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乡土文化和村庄记忆的有力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