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开元 文/摄

冬意已然很深了。

招宝山的风，从海上吹来，带着湿润而绵长的寒意。风穿过街巷，掠过屋檐，最终进入朱枫故居——憩园。院落不大，却自有一种安静而从容的尺度，仿佛被时间轻轻围合着。

院落内外，各自静立着两棵蜡梅，两棵之间相隔10多米。

两棵蜡梅的树干并不高大，却显出极强的生命力。如今人们所见的主要枝干，皆由当年栽种的蜡梅自基部重新萌发而来。憩园内的那一棵，仍能看到古朴遒劲的老桩；而入口处那一棵，则从基部萌发出多根枝干，枝叶蓬勃，向天空舒展。

这几天，大多数花苞仍紧紧收拢，只在枝头零星绽出几朵微黄的小花，在冷空气中散发出清而不张扬的香气。那香味并不浓，却极为持久，仿佛早已习惯与寒意相伴。

这两棵蜡梅，并非偶然在此。

当年，一位极爱蜡梅的女性，为迎接女儿的到来，特意在憩园中栽下了它们。如今，人们已无法确切知晓这位母亲当初的心意，仍不禁思索：或许因为蜡梅花不事张扬，却持久散发一种独特的清香；或许因为它迎寒绽放，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坚毅。

这两棵蜡梅，几乎与朱枫同时来到憩园，又陪伴她走过了童年与青年。如今，人已远去，而花，仍在每一个冬天如约绽放，散发清香。

朱枫出生时，小名叫桂凤。

这是一个完全属于家庭的名字，温润而亲切，寄托着长辈最郑重的祝愿——被珍视，被期待，被温柔以待。桂凤的童年并不传奇，她成长在一个有院落、有花木、有书声的家庭里，衣食无忧，也不缺精神滋养。

她读书、写字、作画、做女红，在家人关切的目光中渐渐长大。但她所处的时代，并不安静。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各种求变、求强的思想不断激荡中国的年代。新的观念冲击着旧有秩序，女性走出闺阁、投身社会变革的思想，也在悄然塑造着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因此，对她而言，院墙以内，是可以依靠的生活，而院墙以外，则是她渴望真正进入的时代。

院中的蜡梅，那时也还年轻。

它们于冬日绽放，在春日敛香，年复一年，静立于此。

如果人生只是一条自然延伸的路，她本可以留在这里——留在桂香弥漫的日子里，留在被保护、被安排的生活中。

但时代的风，终究越过了院墙。

后来，她遇见了朱晓光。

这并非只是一段私人情感的结合，而是在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奋斗中，以及那个特殊时代的环境中，两人义无反顾确立的革命伴侣关系。

朱晓光三兄弟，约定以“岁寒三友”为雅号，彼此激励。朱晓光排行第三，遂取名“朱梅君”。梅，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清醒与坚韧，也意味着在严寒中保持自身气节的能力。

朱枫为自己取了一个源于爱情的名字——爱梅。这个名字朴素却不轻率，它既指向一个具体的人，也指向日常生活中持续地确认。后来，在革命工作中，这个名字被熟识的同志沿用，大家亲切地称她为“爱梅姐”。在危险而紧张的年代里，她并未让情感退场，而是让它以更克制、更稳定的方式存在着。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将士被关押至国民党设立的上饶集中营，其中朱晓光也被囚禁，局势骤然紧张。朱枫奉上级委派，参与营救行动，多次化名“周爱梅”深入监狱打探情报，以期寻找营救朱晓光和其他被俘新四军将士的机会。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她始终确认：革命并不要求人放弃爱情，而是要求人把爱放在更深、更坚硬的位置。

随着革命工作的深入，她需要频繁邮寄、转运大量书籍与材料。为了署名便利，也为了更安全地展开行动，她将正式名字“朱谌之”改名为朱枫。

虽为便利之举，“朱枫”之名却非随意取就，而是夫妻二人反复斟酌后的结果。“枫”，有多重含义：其一，她出生于秋天，正是枫叶转红的季节；其二，朱晓光是“梅”，红枫与红梅同色，相互映照；其三，在他们心中，红梅与红枫，同色而不同形，不必始终并肩，却始终同心。

蜡梅，在她的生命中反复出现。

那也是她母亲最喜欢的花。离开镇海前往上海时，朱枫从家里带上了一盆蜡梅，安放在长乐路公寓的窗台上。后来，新的任务来临，她深知此行非比寻常，极有可能无法平安归来，她便将这盆蜡梅托付给战友。临别时，她轻轻抚摸花枝，笑着问了一句：“等我回来，还能看到花开吗？”

1947年，朱枫曾在憩园庭院里留影。可以想见，那时的蜡梅依旧挺立，不同的是，立于庭院的人，已在时代的风雨洗礼中，完成了精神上的蜕变与升华。

1950年1月14日，也许是因为某种预感，她在台湾给家人寄出了最后一封信，署名“威凤”。不是朱枫，也不是爱梅，从“桂凤”到“威凤”，中间隔着一生的选择。“威”不是张扬的强势，而是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尊严；“凤”依然存在，却已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呵护的“凤”。这是她对自己一生的最后命名，也是她对自己全部经历的最终确认。

1950年2月中旬，朱枫在台湾完成潜伏任务后，搭乘接送兵员的军用运输机，抵达舟山。她在当地隐蔽了数天，谨慎等待返回镇海的时机。然而，咫尺天涯，危险已逼近。2月18日，大年初二清晨，簌簌寒风中，她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彼时的舟山与镇海，形成了鲜明对照：

镇海，正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招宝山下，爆竹声声，人们享受着解放的喜悦，也享受着家人团圆的幸福；而舟山，仍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或许，在那一刻，她能闻到风中夹杂而来的气味——鞭炮燃尽后的烟火味，憩园蜡梅清淡而熟悉的香味。那并不是哀伤的气息，更像是一种安静而笃定的确认。

被捕之后的数日里，朱枫始终保持沉默。

2月26日，在确认已无脱身可能、亦不愿落入敌手的情况下，她以吞金的方式决然自尽。随后，她被发现并紧急送往台北救治，终被强行救活。

同年6月，她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憩园里，院内那棵蜡梅，老桩犹存，新的枝条从旧根处缓缓生发。它并不繁盛，却稳稳站立，守着这片院落的记忆。

院外那一棵，则从同一根系萌发，向四周舒展出数十根枝干，枝条密集，生机勃勃，毫不迟疑地迎向寒风与来往的人群。它已不再属于某一座院落，而是站在门口，与时代相接，将清香与生命力，持续地释放出去。

一内一外，两棵蜡梅，同源而生，却各自承担。

院内的蜡梅，使人看见来处；

院外的蜡梅，让人意识到某种延续。

站在树下，人们会逐渐明白：纪念，并不只是回望一个已经完成的人生。

她从桂香中走来，在梅影里站稳，最终以枫火之色，把一生交付给时代；这份选择，早已越过院墙，走向人群，成为仍在生长的精神。

这是朱枫的选择，也是那个时代，对信念所给出的最坚定也最明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