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裕 文/摄

新桥的冬晨，是光与雾重新定义的时辰。白岩山、五狮山的山影尚在残梦边缘徘徊，勾勒出天际一抹惺忪的黛青。空气并非刺骨，而是一种凛冽的澄澈，每一次呼吸，都像吸入一口薄荷味的、薄脆的玻璃。就在这几乎静止的、水墨般的小镇背景里，另一种形态的“光”正在许多庭院中无声地生长，那是新桥的冻面。

它们垂挂在纵横交错的竹竿上，细若琴弦，密如垂帘。夜间的寒潮在每一根面丝上凝结出均匀的霜晶，使之通体莹白，泛着玉石般温润又清冷的光泽。微风是无形的手指，偶尔拂过，万缕千丝便极轻微地颤动，搅动起一片碎银似的泠泠寒辉。这景象夺目，却不喧嚣；静默，又充满蓄势待发的生命力。它们不是被悬挂在那里，更像是从冬日的核心自然“结晶”而出，是寒冷与时光共同编织的经纬。凝视久了，会生出一种幻觉，那并非食物，而是时间本身在此地显形，被抽成了丝，冻成了剔透的刹那，脆弱易逝，又仿佛蕴含着对抗流逝的、静默的力道。

冻面的故事，始于泥土深处最谦卑的块茎：番薯。它的生成，是一场漫长的、去芜存菁的修行。硕大饱满的薯块被洗净，置于粗粝的石磨上。推磨的节奏恒久而单调，乳白的薯浆汩汩涌出，汇入陶缸。而后是静置，是等待。淀粉颗粒在水的怀抱中徐徐沉降，一夜光景，缸底便积了厚厚一层雪白。这过程需要反复淘洗，如同沙里淘金，浮躁不得。

揉面，是人与物的第一次深度交谈。 老师傅立于硕大的陶盆前，赤膊，腰间系着深色的围裙。他将蒸熟的“底粉”与细腻的干薯粉混合，双臂探入，开始一场沉默的舞蹈。那并非蛮力的角逐，而是力道与感知的微妙传递。肩背如拉满的弓，又似推演太极，每一分劲道都含着控制与试探。粉团在他掌间翻滚、折叠、挤压，发出沉闷而润泽的声响。干粉与湿气在无数次揉捏中彻底交融，渐次生出筋骨的韧性。这一刻，人的体温、耐心，乃至心绪的沉浮，都通过掌心的纹路，无声地灌注到那团柔白的物质之中。那粉团便受着均匀的拍击，化为无数极细的银丝，从木板的孔眼中潇潇而下，直坠锅中。那景象，确如一阵疾雨落进平静的池塘，又似一阕无声而迅捷的琵琶轮指。奇妙的是，粉丝接触沸水的刹那，便瞬间定型，由乳白转为透明，仿佛在滚烫的拥抱中完成了最后的确认。

然而，新桥冻面之所以为“冻面”，灵魂在于那个“冻”字。白日里晾挂的面条，只是半成品。真正的蜕变，交给深邃的冬夜。当人间灯火渐次熄灭，寒潮便成为最高明的匠人。霜华悄无声息地攀爬、浸润，为每一根面丝精心镶嵌上冰晶的鳞甲。待到拂晓，满竿的面条已晶莹璀璨，宛如星河倒挂，又似玉树琼枝。用竹竿轻轻一振，冰屑簌簌而落，在初升的日光中迸溅出细小的彩虹。面条此刻方算“成年”，脱去稚嫩，显露出一种历经寒彻后的、清坚如玉的质地。这道理简单而深刻，仿佛一则人生的隐喻：有些筋骨，有些清澈，非经凛冽不能铸就；有些升华，必须向更浩大的自然之力全然交付自己，才能获得。

对新桥人而言，吃一碗冻面，是冬日里最踏实也最富诗意的仪式。汤底可繁可简，丰俭由人。寻常人家，多取海味之精华，几尾小黄鱼，数枚蛤蜊，或是一把晒干的虾米，便能吊出一锅鲜香逼人的清汤。冻面落入其中，不疾不徐地吸饱汤汁，变得愈发丰腴润泽，入口爽滑筋道，鲜味丝丝入扣，那是山海馈赠在唇齿间的交响。若是宴客或年节，则用文火慢炖的土鸡汤做底，佐以冬笋的脆嫩、香菇的浓醇，最后撒上一小撮翠绿的蒜苗末。热腾腾一碗端上来，先喝一口汤，暖流直贯四肢百骸；再挑起一箸面，晶莹剔透的面丝裹着金黄的汤汁，吃的是一份隆重的时间积淀。

这，便是新桥的冻面。它以冰为魂，以时间为料，在最冷的季节里，烹制出最暖的慰藉。远方的旅人，若你在某个异乡的寒夜，无端想起那一碗清光，喉间泛起熟悉的渴念，那便是故乡，正借这一根晶莹的冰丝为弦，隔着千山万水，为你拨响了一曲无声的、永恒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