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因为寻访桃源书院，我走进了横街镇的林村。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空气里有几分灼热，而这里的风，却带着溪水的沁凉，夹杂着道旁花木的清香。万安桥、武陵桥沧桑而又傲然地横跨在溪上，默默地见证着岁月的更替。村落安谧，不闻喧嚣，耳畔只有风的低语与水的浅吟。

“林村”之名由来已久。究竟是因为遍植桃树而成林，还是因竹林交翠而成荫？或许是竹外桃花，相互掩映，融成一片，早已无从考证。此地旧属桃源乡，位于广德湖流域。当年，大雷山之水经庄家溪、园里、溪下、林村蜿蜒而下，流入广德湖。湖水如镜，润泽着田野与庄稼，也滋养了这里质朴厚实的人文气韵。踏入林村，我不由得忆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此处桃源虽不及常德武陵之盛名，却自有一份澄明与纯净。

更令我惊喜的是，《神童诗》作者——北宋名士汪洙，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皆出自他手。这些诗句在封建社会的童蒙教育中代代传诵，在他们人生最初的岁月中播下求知、励志的种子。

汪洙少年聪慧，9岁能诗，人称“神童”。据说，有一次，他到孔庙参拜，见庙宇残破，心生感慨，便取木炭题诗于大殿墙壁：“颜回夜夜观星像，夫子朝朝雨打头。多少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落款分明：“九龄童汪洙。”时任县令、尚年轻的王安石看到后，不禁惊叹，立即召见这个年仅9岁的孩子。虽然汪洙的仕途平淡，并未获得显赫官职，但他以诗文赢得了跨越时空的声名。这种影响力，超过了那些虚名一世的权贵。

自汪洙始，汪氏文脉代代延伸，俊才辈出，而在这一脉相承的俊彦中，最为光华夺目的，当属其孙——汪大猷。

汪大猷，字仲嘉。《宋史》卷四百有他的传记。观其画像，眉目清俊、神情沉静。怪不得他的外甥、著名文学家楼钥如此描述：“生而岐嶷，骨相颖异。” 绍兴七年，他凭父荫入官，任衢州江山县尉，开始了仕途生涯的第一步。8年后，他与史浩同科登进士第。史浩后来因入国子监而平步青云，汪大猷则循着自己的轨道，自县丞、知县等地方官起，逐渐积累治政经验。到绍兴二十九年，他已入任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所干办公事，涉足军资调度重任。此后又调任粮料院干办。财政与军需的繁重事务，使他练就了沉稳周密的处事风格。隆兴二年，因参知政事钱端礼推荐，汪大猷自此踏入政务核心。此后他历任吏部、户部、礼部要职，官阶渐进，曾任东宫侍讲，也有出使金国之经历，甚至官至泉州知州。其生涯唯一失意的是围剿茶寇时误判军事，致兵败。他毅然上疏，自请处分，被贬官阶。后又渐渐复起，绍熙元年复任重要职务，直至敷文阁学士。81岁高龄卒于故里，堪称一生安然而有为。

在朝为官之时，他主持修撰《五朝会要》，在浩繁卷帙中，系统梳理宋太祖至徽宗五朝的典章制度与政务沿革，剖析政务得失，成为后世立法理政重要参照。他又以太子讲官之责，屡讲《孟子》，宣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者爱人”等理念，寓教于治世。

在学术上，他修纂《适斋稿》《训鉴》《备忘》《兴仁录》，无不体现经世实学精神。他的外甥楼钥、陈居仁皆闻名于世，与其并称“甥舅三学士”。楼钥在《攻媿集》屡屡追忆舅氏手教，称其“治民如烹小鲜”。陈居仁更是整理《适斋稿》《训鉴》手稿，感叹道：“舅父遗墨，皆经世实学，非空谈可比。”由此观之，汪氏文脉不仅承于祖，而能启后。

在军事与海防事务上，他同样卓有才干。泉州海疆屡遭盗扰，百姓苦不堪言。他亲赴沙洲，设防屯兵，自此海寇不敢轻犯。隆兴二年四月，毗舍耶人侵扰，他率水军反击，大获全胜，俘虏敌人四百。胜利之后，他率兵登陆台湾，始建屯戍，并鼓励开垦荒地。这是史上中原军队首次在台湾驻军，汪大猷因此被称作“汪姓进台湾头一个人”，其壮举在海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年台南出土的《汪公圳碑》刻有“引溪溉田，军民共利”字样，佐证其屯垦时兼顾民生之策。

汪大猷不仅以才干著称，更以骨鲠正气立世。有一次，太子令东宫属官唱和宦官龙大渊从禁中取来的侍宴乐章，众人或阿谀奉承，或随声附和，唯汪大猷肃然起身曰：“殿下，此乃郑、卫靡音，非讲读官所宜，臣不敢奉诏。”其声音清越，掷地有声，顿时满座静默。太子面露惭色，遂止此事。他向皇帝痛陈里正与亭户制度之弊，建议以赐金代赐田，以免豪夺；又对籍没财产之处置提出公允之规。他曾出使金朝，礼仪周备、言辞得体，但并不迎合孝宗对金的政策；他与史浩是同乡，同年中进士，在史浩位极人臣却并未攀附，倒是史浩称赞他“高风亮节”。

更可贵的是汪大猷有一颗“仁人之心”。绍兴十四年（1144年）他任江山县尉时，面对洪灾，他迅速调集盐商水运驿船救灾，并开仓济粮，对百姓毫不苛责，甚至减轻其负担。任金华县丞时，处理土地丈量争议，体谅“愚民不识弓步”，不急于治罪，而允许其自陈更正，并亲自复核，以确保公正——既维护了法令的尊严，又体恤民情，正是“严法而存宽厚”的智慧。在告老还乡后，住月湖边，但不遑宁处，常为族务奔忙，不时去老家。他收养孤婴，赈济灾民，扶助族人毫不吝惜。他带头捐二十亩田建立义庄，后与村中耆老将其扩至三百亩。他仿效范仲淹义庄旧制，并加以革新——将三百亩义田分为“养寡”“助学”“济医”三途。林村武陵桥畔，曾经立有《汪公三善碑》，以纪念其功。

汪大猷的墓静卧在余姚大隐镇章山村后山坡上。背靠雄阔的狮子山，面朝秀拔的笔架山（今称长命山），两峰对峙如门户，中间有金刚溪（大隐溪）潺潺流淌，绕石穿林，清声不绝。四野山清水秀，竹木葱茂。

墓地原为桃源乡旧地。墓虽历经世事，屡遭盗扰，但其壮阔的规制、严谨的礼制以及散落的遗物，仍然为我们窥见南宋的政治风貌、丧葬礼俗与家族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证据。站在墓前，既能想象墓主人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海疆筹议与开垦台湾的壮举，也能感知他在乡里开办义庄、赈恤孤苦时的慈心仁怀。文能修史、讲学，武能治戎、安疆，他以一颗儒者之心济世安民，将才干与风骨都深深镌刻在这片山水之间。

在这清寂的山中，他似乎仍在遥望着自己魂牵梦萦的村落：耳畔仿佛还能听见武陵溪的潺潺水声，眼前仿佛浮现万安桥上行人的身影。那份耿介清直的风骨，也与山水同在，跨越时空而长存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