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社区空间有限，很难开展大型活动”“我们社区资源有限，有些居民需求，很难满足”……在社区，这是常常可以听到的无奈。
当单个社区的资源与力量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时，基层治理该如何破局？
最近，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宁波不少社区探索出一条新路径：打破传统行政壁垒，让相邻社区“邻里”抱团，从各自为政的“独角戏”走向协同联动的“大合唱”。这种以“组团联建”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正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效提升着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也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鲜活样本。
从“高价研学”到“家门口的盛宴”
“今年暑假，不用花大价钱挤高价研学团，在家门口就可以带娃逛‘中东欧’。”鄞州区潘火街道香园社区居民王春蕾的感慨，道出了许多市民的心声。
王春蕾带着孩子参与的亲子研学活动，是潘火街道“紫城路共创联盟”的多个社区与中东欧国家特色商品常年馆联合举办的。30余组家庭在“文化寻宝”中解锁了暑期新玩法，这正是组团联建带来的直接福利。
类似的场景在宁波多地上演。七夕之夜，鄞州区下应街道“邻聚π·共享家”平台汇聚文汇社区、洋江水岸社区、天宫社区的居民，在滨水公园共赏一场温情主题晚会；鄞州区邱隘镇第二届“明湖杯”篮球赛则联动明湖、上湖、宁湖、莲湖四个社区与学校、银行等力量，以“四湖联动”为核心，将一场体育赛事办成了深化邻里关系、促进家校社协同的治理实践……
“很热闹，邻里之间的陌生感在慢慢降低”“一直盼着能有羽毛球赛，以前总说没场地，如今，在隔壁社区就实现了”……居民们发现，身边的优质活动变多了，服务更精准了，曾经的“社区边界感”正在被浓浓的“邻里情”所取代。
“组团联建”如何从理念变为现实？
“组团联建”并非简单的活动合办，而是一套系统性的治理重构。其核心是模糊僵化的行政边界，根据地域相近、人缘相亲、资源互补的原则，形成治理共同体。
在宁波，不少社区正因地制宜地开展“组团联建”：有的以文化为纽带，共建精神家园；有的以治理难题为导向，共解民生实事；有的以空间资源为抓手，共享公共设施。这种多元化实践，有效激发了基层治理的协同效应。
海曙区望春街道根据特色，创新性地构建了“春风品质群”“春雨共融群”和“春天服务群”三大主题服务区块。“春风群”有清风、青林湾等社区，侧重品质品牌提升；“春雨群”有西成、新星等社区，聚焦村居融合自治；“春天群”有徐家漕、广泽等社区，则主攻集成志愿服务。白云街道分类指导、错位发展的模式，让每个组团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面对社区“小区多配套少、居民多社工少、空间多资源少”的共性难题，鄞州区邱隘镇推出了“四湖联动”，在保留各社区建制的基础上，设立“四湖联动”大党委，实现治理体系的顶层融合。
依托大综合执法一体化“141”治理平台，邱隘镇联合下沉执法力量，建立“多跨协同”的运行机制。对于“四湖”辖区内增设路口交通摄像头、沿街店铺路边乱停车、学校接送高峰期交通安全等问题，实行综合提报、统筹处理、集中反馈。以往，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多个部门和社区，协调难度大、解决效率低。而通过“多跨协同”机制，各部门、社区形成合力，一体化执法推动一体化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如今，“四湖”区域的交通秩序更井然，居住环境更整洁，居民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为何“联”成为趋势？
“组团联建”模式的兴起，源于社会发展进程中对基层治理效能提出的更高要求。因为单个社区所能掌控的资源相对有限，难以独立承办高质量的大型活动或提供专业服务。组团后，可以整合分散的资源，形成规模效应，为居民提供单个社区无法支撑的“优质大餐”。
在鄞州区潘火街道，香园社区、金谷社区、尚诚社区、紫郡社区四个社区联盟，共同开启“紫城路共创计划”。“自从开启社区组团模式，大家取长补短，不仅提高了活动质量，社区治理也更上一层楼。”香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俞敏表示，有的社区有调解能人，可以跨社区做调解；有的社区点子多，大家聚在一起头脑风暴，活动越来越有意思，“可以说是投入少量的精力和资金成本，但却收获了很多很多。”
据悉，“紫城路共创计划”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经成功运作“非遗楼下见”“‘荷’你益起”锋领盲盒集市等品牌活动百余场，累计服务居民千余人次。
其实，宁波的探索并非孤例。例如，上海浦东新区的“街区共治”、成都的“信托制物业”与社区规划师制度，以及深圳的“居站分设”与社区基金会模式，虽形式各异，但内核相通，都是通过机制创新，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记者 王悦宁
专家建议
可探索建立常态化议事决策
通过社区“组团联建”，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有效弥补了单个社区资源不足的问题。居民享受到更丰富、优质的活动与服务，提升了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增强了社区间的协作效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治理成效最大化，真正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落地实践。
为推动宁波社区“组团联建”模式持续深化、提质增效，建议在现有社区联盟基础上，探索建立常态化的议事决策、资源调配和绩效评估机制。例如，设立轮值理事会或联合基金，明确各成员社区的权责分工与资源投入比例，避免因人事变动或短期热情减退而影响合作持续性。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对联建项目的居民满意度、资源使用效率等进行测评，以数据驱动优化协作模式。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江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