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病理医生那几年，周边的亲戚朋友都以为我是搞化验的，但现在，连我8岁的儿子都偶尔会冒出几句分子病理、基因、靶点……”谈起这些变化，赵明微笑中带着感慨。时代在前进，病理学也在蜕变。这个曾经隐于幕后、鲜为人知的学科，正悄然走向精准医疗的舞台中央。而赵明，这位深耕病理领域十六年的“医学侦探”，也在一张张薄如蝉翼的切片中，一次次为患者厘清迷雾、锁定病因，在显微镜下书写着关乎生命走向的关键答案。

从被动选择到笃定前行

1982年，赵明出生于湖北仙桃，童年时因病毒感染罹患小儿麻痹症，腿脚行动不便。他的父亲是一名扎根乡村的全科医生，耳濡目染间，一颗从医的种子早已在他的心底悄悄种下，他始终怀揣一股不服输的倔劲，通过刻苦学习，考入武汉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结合自身情况，他毅然转向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领域继续深造。

起初，他的研究方向偏向基础科研。但导师发现他思维敏捷、悟性突出，建议他转向临床病理：“你适合看片子。”于是，他开始一边做实验，一边在医院实习，跟随老师系统学习阅片。

在显微镜的世界里，赵明逐渐触摸到病理学的魅力：“病理学是一门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我们以双眼为刃，剖析组织切片中的细微变化，寻找疾病的蛛丝马迹，这就像破案，而我们就是‘医学侦探’。”

2009年，赵明研究生毕业，入职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推开了病理世界的大门。

从“会看片”到“能读懂”

在赵明看来，一名优秀的病理医生须具备三项核心素质：一是责任心，每一份诊断报告都关乎患者的命运，不容丝毫疏忽；其次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只有知识广博，才能与临床有效沟通；第三是整合与总结的本领，病理医生既不是“看片机器”，也不能只做显微镜前的观察者，而是要结合临床表现、影像和病史，做出全面判断。

赵明感慨，病理医生需“全科全能”，从各系统肿瘤到非肿瘤病变，从炎症、感染再到免疫性疾病，无一不包、无一不精。面对庞杂的知识体系，他深知唯有不断“充电”才能跟上步伐。刚工作那几年，他几乎整天“泡”在科室里阅片，把能搜到的与病理诊断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全部打印出来，系统学习、反复钻研。正是这样的积累，让他迅速从“会看片”成长为“能读懂”的病理专家。

2021年，一位25岁的女性患者手肘附近的包块快速增大，当地医院活检考虑为良性肿瘤，建议简单切除。但患者心中始终不安，坚决要求将切片送上级医院会诊。切片转到了此时已任职浙江省人民医院的赵明手中。他仔细阅片后发现，尽管肿瘤形态看似温和，但其增殖指数却偏高，这是潜在恶性的关键信号。他没有草率下结论，而是建议进一步进行分子检测。结果证实，这是一例罕见的软组织透明细胞肉瘤，具有明确的黑色素分化特征，属于高度恶性肿瘤。

这一诊断彻底逆转了治疗方向。由于发现及时，这位患者经过规范治疗之后，多年未见肿瘤复发或转移，直到现在还时常给赵明发微信问候。

不是“终审判决”，而是为生命找出路

最令赵明为之“着迷”的，是那些疑难病例。“哪怕一时难以确诊，我也从不轻易放过。”多年来，他始终坚持系统收集这类病例的资料，持续追踪、长期积累。待到同类病例积累到一定数量，他便着手系统梳理共性、摸索规律、提炼诊断线索，逐步建立起清晰的诊断与鉴别思路。

正是这份不懈的执着，推动他将丰富的临床经验持续转化为学术成果。至今，聚焦病理医生日常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他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CI及中华系列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总结了多种新兴与疑难肿瘤的病理诊断思路与方法。

2023年8月，赵明作为分子病理学学科带头人引进至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并担任“肿瘤病理精准诊断和人工智能转化研究项目”高端团队项目负责人。重回宁波，他也开启了全新的探索。

“分子病理是现代病理学科转型升级的关键。”赵明表示，他选择这条路径，正是希望推动临床病理诊断、分子检测与科研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集诊断、研究、转化为一体的高水平平台。

“病理医生不应只是为疾病‘判刑’，更该为患者寻找出路。”不久前，他遇到一名年仅三岁的患儿，腹腔内巨大肿瘤直径超10厘米，初诊为高级别肉瘤，直接手术风险极高。在多学科会诊中，赵明提出新思路：“肿瘤形态较单一，虽属高度恶变，但符合某些具备靶向治疗潜力肿瘤的形态学特征。”他建议先进行RNA二代测序，寻找潜在治疗靶点。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可以尝试用靶向药治疗。用药后，肿瘤迅速缩小，随后，外科团队顺利实施根治性切除手术，风险明显降低。

“我们有扎实的组织病理学根基，现在更要补上分子病理与科研创新和转化这一环。”赵明认为，未来的病理医生应是全能型的——既懂形态也懂分子，既懂临床也会科研。唯此，才能在精准医疗时代真正释放病理学科的核心价值。

行医十六载，每一次精准诊断，都是他作为医务工作者对生命最深情的回应。未来，他愿继续做一位执镜探路的“医学侦探”，为更多患者点亮那盏“可治”之灯。

记者 施忆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