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越来越感觉夏天的漫长了。一件短袖T恤，足足可以穿半年。
这个夏季，特别漫长。因为今年有个闰六月，农历六月过后，还是六月。乙巳年，有384天的悠长时光。今天，是闰六月初一。
既然有闰六月，也就意味着本该在六月完成的事，我们可以缓缓做。
六月里有哪些事？
除了农事，对居民来说，最直接的，就是晾晒。三伏天，将柜子里的冬季衣被晾晒一番，再收进，放上些防蛀防潮的物品，可保半年无虞。对读书人尤其藏书家来说，则是晒书的好时节。
古代是有晒书节的，具体日子有两种说法，唐以后定在六月六，汉六朝以前则是七月七。不管怎样，今年晒书的日子，倒是不用纠结了，窃以为以闰六月初六（7月30日）为宜，因为如果没有闰月，这天就是七月七了，“两头兼顾”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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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晒书的人
书是风雅之物，读书人自然多为风雅之人。所以历代晒书，也留下很多有意思的人和故事。
第一个因晒书成名的人，大概是东晋的郝隆。有趣的是，他晒的不是书，而是自己的肚皮。《世说新语·排调》中说，七月七日那天，郝隆见富裕人家暴晒贵重衣物，他就仰卧在太阳下，露出腹部。有人问，你这是干啥？郝隆答，晒我腹中书。由此留下“袒腹晒书”的典故。
现在我们说到“晒”，常带有炫耀的意思，比如晒美照美食美景。郝隆的晒，与今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其实是在炫耀自己腹有诗书。风雅之事，总会被千古传颂。“袒腹晒书”之事还被《太平寰宇记》记录，甚至载入《山西通志》。如今在郝隆的家乡山西忻州原平市的上社村，还有一块清代同治年间立的石碑，上面镌刻着郝隆晒书的故事。
更有意思的是，千余年来，竟一直有人效仿郝隆的行为。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时珍一生强调实践出真知，救死扶伤无数。他的家乡有一名庸医，喜欢假充斯文，买了许多医书，给自己装点门面。某年六月初六晒书节，该庸医命家人将藏书统统搬到院子里晒。他则踱着方步，洋洋得意。李时珍正巧看见，便解开衣襟，靠在院子里的靠椅上，袒胸露腹，晒起了太阳。庸医惊问缘由，李时珍说：“我也在晒书啊。”庸医问：“书在何处?”李时珍拍拍自己的肚皮答道：“我的书都装在肚子里了。”庸医听后大惭。
“扬州八怪”的郑板桥等人身上，也有类似的传闻。
不过把这件事做到最绝的，当数清代的大学问家朱彝尊。朱彝尊是嘉兴人，康熙皇帝一次南巡的时候，六月初六这天微服私访，正遇见朱彝尊袒胸露肚晒着太阳，康熙问其故，答曰“晒腹中书”。一番交谈，竟说得龙颜大悦，朱彝尊当即被封为翰林院检讨，随驾赴京，撰修明史。后来朱彝尊还把自己的一部文集取名为《曝书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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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晒书的事
除了晒腹中书以外，更多人晒的当然是“实体书”。
比如唐代诗人陆龟蒙，不仅晒书，还有专门的“晒书床”。他在写给好友皮日休的诗《袭美以公斋小宴见招因代书寄之》中说：“早云才破漏春阳，野客晨兴喜又忙。自与酌量煎药水，别教安置晒书床。”这个“晒书床”到底形制如何，已不得而知，也没有图画留下它的样子。有人考证，它大致是一种木制支架或木台，晒书时将图书置放在上面。
北宋司马光藏书丰富，也颇谙晒书之法。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在洛阳买地置宅，专门辟出一间“读书堂”，藏书达万余卷，尽管他长期翻阅，但“皆新若手未触者”。总结经验时，他说自己每年会在上伏至重阳之间，天气晴朗的日子，摆设案几，晾晒群书。“年月虽深，终不损动”。
宋代文风鼎盛，除了私人的晒书行为，国家层面也会举行晾晒图书的活动。一方面是加强对书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允许读书人观摩难得一见的“国家宝藏”，可谓一举两得。这一具有图书展览性质的文化盛会，名叫“曝书会”，秘书省每年举办一次。专门记载宋代馆阁制度的著作《蓬山志》，对当时的曝书会有详尽的描述，大致是说，活动一般从五月一日开始轮番晾晒，到八月才全部晒完。其间，皇帝会召见尚书、侍郎、待制、学士等官员，并在馆阁赐宴，共同观赏探讨图书古器。
权相蔡京的第四子、文学家蔡绦在笔记《铁围山丛谈》中，也对元丰年间的一场曝书会有过详细记载。
据陈骏的《南宋馆阁录》载，宋代曝书会“依麟台故事”而举行。麟台是唐代武则天于光宅元年（684年）九月五日由秘书省改名而来，从中可知，唐代已有晒书传统。
这项文化活动经北宋又延续到南宋。高宗、孝宗、宁宗朝等，都曾举办“曝书会”，时间多在七月初五、六、七三日。但真正的晒书时间有时会拖得很长，从五月持续至七月，长达两个月之久，这也体现了大宋王朝对文化的重视。
此后元、明、清各代，都有晒书之事的记录。其中满清在入关后，盛京（今沈阳）作为陪都藏有许多典籍，晾晒制度仍得以沿用，“每岁由陪京大臣恭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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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晒书故事
书到底怎么晒？
清代藏书家孙庆增在《上善堂藏书纪要》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晒书之法：“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柜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台风口凉透，方可上楼。遇雨，台板连书入屋内，阁起最便。摊书板上，须要早凉。恐汗手拿书，沾有痕迹。收放入柜亦然。入柜亦须早，照柜门书单点进，不致错混。倘有该装订之书，即记出书名，以便检点收拾。汉唐时有曝书会，后有继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方法之谨细，令人钦佩。
1993年春至1994年秋，我在位于宁波海曙区孝闻街91号的伏跗室工作了一年半。伏跗室是浙东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冯孟颛先生的藏书楼。在那里，我亲身经历了两次晒书。伏跗室的晒书方法，和孙庆增书中描述的如出一辙。七八月份，上午几名工作人员将书从柜中取出，有专人按目录一一核对，然后将书依次摊放在门板上。书全部晾晒在开窗通风的室内，而不是户外阳光下，也是两面翻晒。至下午下班时收进，按目录一一核对后放入柜中，再添入樟脑精等防蛀物品，最后上锁。
1994年7月的一天，我们正在晒书时，伏跗室来了一位访客，是作家肖复兴。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我们的晒书过程，其间不时与我们交谈。之后，我又陪着他参观了楼下的冯孟颛先生史迹陈列。
大概一个月后，我在永丰路上的宁波图书馆阅览室看书时，恰好从一本《随笔》杂志上读到肖复兴的一篇散文。写的正是他在伏跗室的那次经历，里面还写到了我。
1995年，我已调离了伏跗室。也是一个三伏天，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找到正在新单位上班的我。他叫肖铁，是肖复兴的公子，带来了他老爸对我的问候。当时肖铁已是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来南方玩。我很高兴地接待了他，然后带着他去了伏跗室、天一阁和白云庄，一路上，我们愉快地交流。又过了十来天，我收到肖铁寄来的一本书和一封信，信中非常真挚地表达了对我的感谢，书是他自己新出的。非常可惜的是，那本书我还没看完，就不知被哪位爱书人借走，然后一去不复返了。只记得是肖铁写自己成长经历和思考的书，扉页上还用钢笔手书了一段专门写给我的话。
也是因为没有珍惜这本书，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对肖铁，仍心存一份歉意。
记者 楼世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