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金位

1982年，我十六岁，在杭州富阳山区一个叫“新浦凌家滩”的地方读初中。这所学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两排长方形的苏式平房，两边做教室，中间做教师办公室，校舍东侧是一条小溪，西面是老师宿舍。

当年，凡是住校的学生都是自己带菜带米的。每周六下午放学，徒步回家，周日下午带着补给从家里返校，一条两头带钩的小扁担挑在肩上，一头是米，一头是菜，晃荡着一路返校。每个学生都要向学校食堂交搭伙费的，我们丘陵地带的学生直接交钱，山区的同学则是交柴，柴是他们的父母用独轮车送到学校的。

我的初中时代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时间是1979年9月至1982年6月。记忆中，那时的父母对孩子大都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对孩子的未来并没有太多期待，对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不太过问，只是听之任之。

那时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也出奇地少。每次回到家里，不是给父母割猪草、干农活，就是野马般地在田地里疯跑，或玩一些当时的游戏。住校的时候，夜自修也是有的，不过就是完成老师布置的那一点点作业而已。学校有一盏汽灯，停电的夜里，大家都挤到一个教室夜自修。每天晚上八点半夜自修就结束了。

初中三年，感觉上是在糊里糊涂中度过的，连我的成绩在同学中处于哪个层次，都是一笔糊涂账。记得1982年春节前，班主任杨老师到我们村来做家访，我们陪杨老师到村里一个同学家，这位同学的母亲询问杨老师：“村里在新浦凌家滩读书的六个人，谁能考上高中？”杨老师说：“凌秋平肯定能考上。”是的，我也相信，凌秋平是我们班的学霸。同学母亲又问杨老师：“金位能不能考上？”杨老师脸上露出一丝不屑：“金位是考不上的，富忠倒是有希望。”对于杨老师的这个话，我一点也不在意，反正那时候绝大多数同学都只有回家搦锄头柄的命。

到初三第二学期，我们班人数由40人上升到了60多人，其中几个是从另外一所初中转过来的，他们都是那所初中的尖子生，还有十来个是本校的复读生。早晨的时候，同学们分散在山脚下、溪边、田头、晒场，各自早读，有的背语文，有的背英语，一副“磨刀霍霍”的架势。

过了梅雨季后，气温节节上升，迎来了高中升学考试，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中考”。考试地点就在“新浦凌家滩”，考的科目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英语六门。1982年的中考试卷已是铅印的试卷，而不是1979年我“小升初”时用蜡纸钢板刻出来的那一种。考试的时候，我没有感到紧张，跟平时的考试毫无二致，考完了就打起铺盖回了家，回到家里便帮父母割稻种田，丝毫没去想能不能考上高中？考不上怎么办？

7月上旬，中考成绩出来了。那时，乡村广播的功能委实强大，村村都有高音喇叭，连成一片，无缝覆盖。只要公社广播室发个声音，全公社二三十个村子旮旮旯旯都能听到。那天早晨，我在村里的晒场上放鹅，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声音，女播音员用本地话说：“喂喂喂，社员同志们，下面播出一个通知，我们公社考上高中的名单已经出来了，下面我来报一下名单——凌秋平，俞文卫，杜玉年……”我竖起耳朵倾听，一共考上了9个人，没有我的名字。

中午吃饭时，全家人像往常一样围着八仙桌吃饭，那把老式的“乘风”牌电风扇左右摇头，忙个不停。这时候，高音喇叭又响起了中考录取通知。这次播出的考中者中，竟然有了我的名字。原来播音员第一次播音时，把我的名字漏掉了。我没有去问当年的高中录取分数线是多少，也没去问自己究竟考了几分。那时家里没有电话，老师也没有电话，师生们早已放假了，学校里只剩下叽叽喳喳的麻雀，还有操场上疯长的野草，到哪里去问呢？

那次中考，我们全公社考上高中的9名学生当中，应届生只有4个，其中2个在我们村，即我和凌秋平。杨老师家访时认为“有希望”的富忠落榜了。当时，教育资源稀缺，能考上高中是一件难得的事。由于我考得比较“争气”，当年夏天父母不用我参加“双抢”劳动，整个漫长的暑期，我都在村子里东游西逛。

后来我又顺利考上了兰州化工学校，毕业后来到宁波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