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在，新锐作家，1994年生于贵州贵阳，现居北京。

其小说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等，出版小说《街区那头》《飞往温哥华》，诗集《又一个春天》，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钟山之星文学奖，西湖新锐文学奖，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是老舍文学院合同制作家。

2025年4月，她凭借小说《11号病房》获第十二届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奖。

颁奖词说：《11号病房》以细腻入微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充满质感的病房世界，在这个逼仄却又包罗万象的空间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出路。故事宛如多棱镜，折射出现实生活中的万千景象，人物命运紧密交织，构成人性的复杂拼图。从而使我们在阅读中不断审视自我与他人，在苦难与困境中看到希望与温暖。

记者：感觉《11号病房》是个有点忧郁的故事，你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题材？

蒋在：这篇小说主要想写一个女人，一位母亲的疾病，以及病房里所有人的疾病，在这个挤压的空间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出路。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像是在贴近一个巨大的沉默之物，因为这些人物都在没有任何风暴的日子里，悄悄地塌陷，疾病对他们来说反倒是另外一条出路。

小说主人公是一个30岁多的女人，在无奈和含混中的一次逃离，她和母亲在既靠近又远离的关系中，各自疲于奔命，在一次意外的，没有资格生病的时间里，她对一切有了更多的打量。

但归根到底，我想写的不是她们日常的挣扎与痛苦，而是时间——时间如何在女人们的身体里流动、腐蚀和沉淀。我希望在女性的身体、疾病、老去、抑郁、失语等等这些经验之中，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那就是或许不应该是去讲述，而是去陪伴；不是试图去解释，而是去承认它的复杂与沉重。

记者：感觉你想的东西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刻。

蒋在：写作并非选择。写作更像是一种对我们所有遭遇更迟钝的回应，一种面对命运，几乎无声的抗议。我们坐在桌前，不是为了表达什么，而是为了逼近某种沉默，那种我们试图命名，却又总是失败的东西。

感谢储吉旺文学奖，它允许一种声音被听见——哪怕这种声音本身微弱、踌躇以及不完整。我想文学对我们来说，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强大，而是允许我们在软弱中停留片刻，不因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刻而感到羞愧难当。

记者：你如何选择创作的题材？

蒋在：我一直试图去写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试图去捕捉人在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里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替代：替代回忆，替代解释，替代那些我不愿也无法说清楚的部分。

我习惯于修饰细节，甚至像创造密码和暗号那样将它们变成别的什么，将一个人、一段关系、一个时刻，压缩、变形、重构，它们不能被表达太多，但也不能表达错，就像我们在生活里被要求的那样。在别人问起，你的小说中某一个部分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时候，我常暗自窃喜这就像一场游戏，他们抓住了虚幻的东西而非那些我想隐藏起来的事物，小说构建起来的宫殿里的棱柱正变得越来越真实，不再有人知道这宫殿中的哪一道门是我曾经跨越过的门，哪一扇窗是我曾经打开又关上的入口。

记者：文学创作对你来说似乎充满着吸引力？

蒋在：文学当然充满着魅力，并且我感到这种吸引力在与日俱增。

我第一次发表小说《叔叔在印度》时是2014年，如今已过去十一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可以随时中断的事情，它或许会变成一种遗憾，但绝不到“没有它，我活不下去”的程度。直到近几年，我逐渐意识到它是我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我究竟为何写作这个问题，总像背景音一样时刻响彻着，有时候微弱，有时候又很强烈。我逐渐在自我的写作中找到了某种平衡的方式。写作的这些日子里，我不再急于去理清脉络，而是选择静静地与我生活里的这些混沌，不明晰的事物静静地坐上一会儿。

记者：你觉得AI时代我们还需要文学吗？文学在当下有何存在的意义？

蒋在：AI大概率能替代人类写作，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但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文学和写作。这个过程中，文学对我们的救赎更多的是彼此为镜的过程。是在别人的文字里看到自我，一部分我们愿意承认，还有一部分我们不愿意承认，极力想要隐藏的自我。文学让我们正视了自我的渺小、脆弱、平庸，并且偶尔以此感到欣慰，而非羞愧。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