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一听说要组织春游的事，校园里沸腾了，孩子们欢喜得奔走相告，脸上的笑鼓鼓的，有的甚至吱嘎吱嘎地咧嘴大笑起来，身体团在草地上滚来滚去。“好学生们”也不矜持了，连老师们都跟着一蹦一跳地。

春天的孩子总比其他季节的来得激动，就像钻在地底下“窝”了一冬的小虫，好不容易脱去了束缚手脚的棉衣裤，还不赶紧打几个滚儿呢！春风也乐呵呵地，柳絮挠着人的痒痒，而那青草地多软乎多温暖啊——嗯，可以去春游啦！对，那时还叫做“春游”。

这么美丽的日子，是应趁兴去游玩一番，做些美丽的事，吃点好吃的东西，说些有趣的话。从春季开学第一天起，孩子们就在窃窃私语春游这件事。这会儿，兴奋过后，他们又有些惴惴地，小心眼儿里凭空添了些愁——万一家里人不同意呢？万一下雨了呢？万一来不及做完作业呢？……

那时，我们的春游遵循就近原则，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乡下娃从小就会“飞奔”，不怕远，春游全靠“11路”。山野和田间地头是最好的练兵场，区区几里地算啥，能去游玩就好。现在可就讲究了，非得穿双平底软乎的运动鞋、身着统一校服、背一大袋零食，这才是合乎“春游”样子的春游。那时，倘若家里放话能去，且还能给一两毛零花钱，那简直得开心地得敲锣打鼓、遍告全村了。

终于成行了。一路上，背着破书包的、拖着拖鞋的、垂着裤带子的、裤管一高一低的……如果不是有队旗带头，老师又在高声领着唱歌，路人们一定以为是吃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或是刚从土堆里刨出来的一堆“泥娃娃”。

那歌声震耳欲聋——不是《卖报歌》，就是《一分钱》。能唱全的不多，多数属于“滥竽充数”，但都铆足了劲儿地卖弄会唱的那几句。“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细听，才知头尾唱的不是同一首。那参差不齐的歌声像极了狗嘴里的牙，又让人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开心快乐，让本想开口骂的路人，最后生生住了嘴，笑眯眯地让出路来给他们——大概，路人们看着这群小兔崽子，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和已经远去的童年……

那时的我们，勤俭是第一美德，吃零食就是败落、萎靡的象征。大人们能答应孩子出去玩儿已是恩典，还要零食？别想！

五六年级时，我们的春游破天荒地出了趟远门——乘火车从慈城去余姚！现在一脚油门的事，在那时看来，是多么遥远，远得好像要去月球。

父母鲜有地慷慨，给了我两块钱零花。我劈开储蓄罐凑到了一元，在爷爷奶奶那里“骗”得了一元，又在爸爸的裤兜儿里、嬉皮笑脸地“偷”了一元，揣着五元钱，豪气万丈地踏上了火车。钱被牢牢捏在手中，渗着手心的汗水，一直在我的裤兜里动荡不安。那笔巨款，和我一起筹谋过的所有好吃的——甘蔗、茶叶蛋、葱油饼……幻化成了无数幸福时光，描摹着一个孩子对春游的所有美好想象。

一下火车，“外面的世界”如此新鲜地蜂拥而至，这也没见过那也没看过。不多会儿，我对县城街边那“红的绿的”瞪圆了眼珠，那是一块块小丝巾，几近透明的大红大绿在春风中飘摇，一下下招引着我。把它绑在马尾辫上，蹦跳起来，那丝巾就像一只要飞走的蝴蝶，逗得我心痒。没忍住，五元巨款全买了丝巾，把它绑在发辫上。那引得众人瞩目、得意洋洋的情景和模样，至今仍历历在目。

天好，人美，时间正合适，让我们一起去春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