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好吗？”朋友野雪来宁波参加一个书画活动，我问起野孩子的近况。他告诉我说，野孩子走了，连同那个叫“河”的酒吧，一起消失在北京的三里屯。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但走得如此匆忙，我还是感到有些突然，有点怅然若失。

我和野孩子只是一面之交，待在一起的时间不过几小时，但时隔一年之后的今天，我仍旧时常想起他。

野孩子不是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五六个人，有时多，有时少，不固定的，但经常在一起的是三个人。

“野孩子”是乐队名，犹如“零点乐队”，犹如“彝人制造”，只是他们没有名气，没人包装，甚至也没有人理睬罢了。正如他们自己唱的那样：“山上的花儿你自己开 自己长 自己摇晃；路上的人儿 你自己走 自己唱 自己张望……”

我和野孩子相识是在北京的三里屯。

三里屯有北京著名的酒吧一条街，在朝阳区。记得也是这个季节，也是这个时候，我和野雪冒着严寒来到了三里屯的河酒吧的。

酒吧不大，只一间门面，里面顶多容得下十几个人，但布置得别致而又温馨。在这寒冷的冬夜，掀起布帘进去，温暖备至，很有点回家的感觉。

我和野雪进去时，台上只有一个人，一名乐手正吹着那首萨克斯名曲《回家》。乐音委婉曲折，犹如一名游子在倾诉衷肠，令人荡气回肠。

“你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到河酒吧吗？”刚落座，野雪便问我。

我摇了摇头。

“对音乐你不是门外汉，你听听吧!”野雪说。

一把萨克斯、一只手鼓，一位染着棕色头发的吉它手正在倾心唱着：

你说那山上的杜鹃花儿红

你可知道，它长了多少年

你问那大路上骑马走过的人

趟过的河，它有多少

你听那飞过的杜鹃鸟儿叫

你可知道，它的家在哪里

你猜那远方背井离乡的人

走过的路，它有多少

嗓音浑厚、圆润，极有磁性，但歌声苍老而又忧伤。

“你听到什么了吗？”野雪问。

“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我想起一首古诗。

“是的，他们来自甘肃，也有来自陕北的黄土高坡，你有西北情结，我想让你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黄土地和戈壁滩。”野雪认真地对我说。

西北确是我梦牵魂绕的地方，从张贤亮、路遥、贾平凹到陈忠实，读到过太多的西部的贫瘠和荒凉，但是蕴含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黄土地和戈壁滩又犹如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我。

十几年前的野雪也是在这样一个寒风呼啸的冬夜，从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山村走下来的。但今非昔比，现在的野雪已是北京知名的画家了。正如我熟悉他一样，他当然了解我的这个心思。

那天晚上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野孩子不仅用音乐诠释了另一层面的西北，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粗犷、野性、壮美的歌声，唤起了我对人生真谛的思索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烛光摇曳、乐音绕梁，野孩子仍在不停地唱着。我抬起头来，邻桌有几个欧美的女孩子，正旁若无人、专心致志地掷骰子玩，全然没有我这种心境。是啊，她们那么年轻，又来自异域，没有理由像我这般伤感。但是，看着她们的身影，我的脑海中犹如蒙太奇般地闪现出一幅幅维也纳每年新年音乐会的画面：金碧辉煌的大厅，如雷的掌声、如潮的鲜花，还有那灿烂的笑容。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风光啊。然而，这些离野孩子太过遥远，他们没有，连在酒吧这种场合，他们也注定只是一个陪衬。好比法国作家左拉写的《陪衬人》。

间隙，野孩子到我们这桌坐了一会儿，默默的，没什么言语。临别时野孩子送了我他们写的CD——《咒语》。

外面纷纷扬扬下起了雪，一阵西风吹来，把飘洒的雪花灌进我的衣领，我缩了缩脖子，钻进小车。但车窗外仍飘荡着他们苍凉的歌……

《咒语》那张CD，曲作得好，词写得更好，很专业。回甬后我反复听了许多遍，非常喜欢。听得出，音乐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光是一种职业，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内心需求。但是，野孩子的歌还让我感悟到了生命中某种冥冥的东西。正如我读海子的诗，读到了毁灭与死亡；听他们的歌，我听到了漂泊与流浪。

我能做什么呢？

就以此文，寄托一种思念，一份祝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