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文化”是长三角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除了在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核心区，还向周边辐射，影响到包括宁波在内的许多地区的文化面貌。

在近几年奉化江流域考古发现成果报告中，“良渚”一词也频频出现。

2017年，下王渡遗址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房址，伴随出土许多具有良渚文化典型特征的陶器；2023年，陈王遗址一次发现二十几座良渚文化时期墓葬，但与良渚文化核心区的墓葬存在明显区别……

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达到高度繁荣之后，宁波地区文化走向何方？她是如何受到良渚文化影响的，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让我们从时间轴上选取一个“截面”，在地图上选取一个“定点”，走到良渚文化中晚期（距今5100年-4500年）的奉化江流域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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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增多与认识的深化

河姆渡文化的后续去向，是怎样的？

总体来说，一直到2013年之前，宁波地区的后河姆渡时期遗存发现都不是很多。1988年，江北慈湖遗址小型发掘，发现过一些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和石器，鱼鳍形鼎足、T形鼎足、带锥刺纹的陶罐和双鼻壶等，均带有良渚文化特征，但数量不多。

1989年、1991年，奉化名山后遗址两次发掘，是继河姆渡遗址之后宁绍平原上又一次重要发掘，出土了不少良渚文化典型器。

其中有一件“鸟头蛇身细刻纹豆盘片”，盘曲的蛇身，和尖喙的鸟头前后相连，与上海、江苏、浙江余杭等地发现的同时期纹样有相仿之处，构图严谨，内涵深邃。

也是从这次开始，学界注意到河姆渡后续文化的面貌与命名，有人认为可以将之独立命名成“名山后文化”，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良渚文化的地方类型，可以称之为“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

再后来，1990年发掘的象山塔山遗址，1994年、1997年发掘的北仑沙溪遗址，2013年至2015年发掘的镇海鱼山乌龟山遗址，也都发现过良渚文化时期遗存，遗址的范围不断扩宽着我们对同时期文化分布的认知。

2017年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奉化江流域开展了大量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7次考古发掘，大量良渚文化时期遗存被发现出土——

下王渡遗址的房址，从河姆渡时期的干栏式建筑变为地面建筑，与良渚文化核心区的居住方式相近，且其造房技艺显出较高水平，室内中部可见垫土层，垫土层下面铺有一层草木灰，可能起到防潮作用；

何家遗址发现了房址、灰坑、水井、灶等，其中房址东部有2处小面积仓储类建筑；

上王遗址、双马遗址、下庙山遗址也都有良渚文化同期遗存，其中双马遗址一处多间地面式房址为宁绍地区首次发现；

2023年发掘的陈王遗址除了单间或多间地面式建筑房址，更发现二十多座良渚文化晚期墓葬，“使我们对该时期文化性质、文化面貌的认识和研究，有了一大批新材料。”考古领队丁风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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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良渚文化核心区有区别

要说良渚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器物，非玉器莫属。

但在宁波地区的相关发现中，玉器并不多，只出土了玉锥和玉珠、玉坠等小型饰品，基本不见核心区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玉琮、玉璧、玉钺、玉璜等典型玉器。“如果说良渚古城地处良渚文化核心区，那我们这里无疑是良渚文化的边缘区。”丁风雅说。

在陶器、石器方面，跟核心区也有异同。

陈王遗址墓葬出土的陶器中，有不少流行于良渚文化晚期的双鼻壶，带扁方孔、水波纹的陶豆，带镂空纹饰的陶簋；地层和灰坑出土的陶器，也有带绳纹的宽把杯、带鸟纹的陶器标本、口沿带有锥刺纹的泥质红陶罐，以及鱼鳍形足、T形足等鼎足，都带有良渚文化晚期特征。

墓葬中，同时出土了多件小型绳纹陶釜，几乎每个墓葬都有，堪称“标配”。这种随葬品陶釜比日用陶釜要小一些，被认为是一种明器。但该器类基本不见于良渚文化，可看作河姆渡文化遗留因素在人类精神层面的一种延续。

陈王遗址还出土了400多件石器，有大量的石镞、石锛、石纺轮，其中三角形的石犁头、破土器、耘田器等是良渚文化常见的，带单孔的石刀则在良渚文化核心区比较少见。

据丁风雅介绍，通过近年发掘，考古人员对宁波地区良渚文化时期遗存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是陈王遗址发现的墓葬群，对了解当时的葬俗有很大意义。

比如这些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棺具为独木棺，部分墓葬存在棺盖板，木料属于樟树种属；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或东北，随葬品一般置于腿部或脚端，除了陶器、石器，个别墓葬还随葬漆觚，比较少见。

“这些葬俗，大多与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四期的墓葬保持一致。”丁风雅说，从中也可以看出，宁波良渚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既受到良渚文化核心区的影响，也保持了一些地方上延续下来的个性，“应当属于良渚文化边缘区的一种地方类型。”

他还提到，良渚文化核心区当时已进入高度发达的文明阶段，存在规模宏大、阶层分明的社会组织，而宁波地区良渚文化同期遗存从聚落等级、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方面看，仍是一种较原始的社会组织发展形式。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