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在单位开会，住在乡下的妻子打来电话：“父亲在家弯腰捡地面一小块石灰时（大概是房顶脱落的），坐倒站不起来了。”我赶紧问：“现在怎么样了？”她说：“大阿妺和大妺夫已送父亲去中医院拍片检查了，看看有没有骨折。”我想，上星期六的中午，岳父母还外出在饭店里和我们晚辈一起聚餐，那时他的气色、胃口和精神状态还都是很的好呀。
中饭后，妻子又来电话，说：“拍片检查结果出来了：右髋关节骨折。如需住院治疗，下午还要做B超检查和抽血化验。中午，父亲从中医院检查回家，还不让妺夫背着上楼，硬着要自己扶楼梯的栏杆一步一步走到四楼家里。”
听到“右髋关节骨折”，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老人髋关节骨折，俗称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五个月前，我母亲也是髋关节骨折动了手术。幸亏医生医术精湛，手术顺利，后来康复还好。这次岳父又是髋关节骨折，我忐忑不安地开车往岳父母家赶。
来到岳父母家，只见岳父神情自然地坐着，一点也看不出骨折后痛苦的表情。我走到岳父的身边，俯身摸摸他的右腿，问：“现在疼不疼？”他回答：“不疼。”妹夫对我说：“下午还要去趟中医院。中午他一定要自己走上来，就一顿饭的功夫，现在搀扶着都不会走了。有什么办法下楼送到医院去？”我想也没想就说：“我来背，你们帮我一把。”
我蹲下身，弯着腰，让岳父的两只手搂着我的脖子，岳母和妹妹妹夫在后面搀扶。但岳父不会配合，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身子靠伏到我的背上。看似简单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
这时，我想到一位熟悉的骨伤科医生，给他打电话咨询。他听完我的讲述，说现在疫情肆虐，病房管理严格，如果骨折不是很严重，血小板又低，也可以考虑在家躺在医用病床上保守治疗。我们觉得也好，不去住院，家人照顾护理可能会更好一些。
买来医用病床，摇高床头，防止岳父吃饭和喝水呛着。开始几天，他的胃口不错，状态也很好。我暗自思忖：这样躺一个月，双脚试着落地，以后慢慢移步，三个月后可以康复了。并且看得出，他自己对康复也充满信心。
但是，到第五六天的时候，岳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没有胃口，精神萎靡不振，甚至有些恍惚。我赶紧和医院联系，请医院速派救护车来。
救护车把岳父直接送到了重症病房，几位医生护士忙碌着，将各种医疗管子安插在岳父身上。我一时搞不明白，坐倒骨折一周还不到，怎么一下子病重到这个样子？医生诊断很快就出来了：重症肺炎，原因是卧床饮食引起的吸入性肺炎。
治疗方案很快就出来了。第一步先保命，治疗重症肺炎。第二步等病人状态恢复后，再动髋关节手术。
家里一旦有住院病人，会搞得手忙脚乱，身心疲惫。幸亏岳父母生了三个女儿，三连襟和三姐妹轮流探视和陪护。85岁高龄的岳母一定要自己去医院陪护，我们竭力劝阻，但就是劝不住，她说在家里住着也是不安心的。
开始几天，岳父神志不清。我们到病房探视，第一时间就会问岳父的胃口如何、吃了多少，再看监视器的数据，尤其是看血氧饱和度的高低，然后用手机拍下显示屏的数据，发到大家庭群里。
经过十三四天的治疗，岳父的胃口好了，神志也清醒了。院领导会同骨伤科、麻醉科和重症科几个科室专家会诊以后，认为可以动全麻手术。我原来担心，岳父毕竟已是九十岁高龄，并且刚刚患了重症肺炎，至今还没有痊愈，动髋关节这样的大手术，他的身体吃得消吗？但如果拖着不动手术，又担心并发症。医生得出可以动手术的结论，我们内心既盼望又钦佩医生的技术和胆量。
动手术的那一天，我们扶着病床朝手术室走。我俯身握住岳父的手，对他大声地说：“主任亲自给您动手术，放心好了。”岳父微微点了点头，两眼含着泪光，流露出不舍的神情。
手术室的门像一道无情的屏障，隔开了我们和岳父的联系。
墙上的一块屏幕显示着手术病人的情况，当出现岳父的信息时，我会指给岳母看。怕她担心，我坐到她的旁边安慰几句：“去年上半年，我母亲也是髋关节骨折，手术也是主任动的，很顺利，后来康复也很好。”听我这么一说，岳母似乎淡定了许多。
一个多小时后，屏幕上出现了“术后”的字样，同时我的手机里收到了主任发来的微信：“手术顺利，请放心！”我赶紧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第二天早上，主任来查看病房，让岳父落地走走。我们搀扶着岳父，先缓缓地双脚落地，然后再慢慢地移了十几步。没想到，昨天刚刚动好手术，今天竟然可以落地走路了。主任交代，要坚持每天起床走走，这样恢复得快些。
可是到第三四天，岳父就是不愿下床走路。我们开始怪他不够配合、不够坚强，后来才知道是岳父年老体衰，没有力气。这样躺着不行，我们就劝他下床坐在轮椅上推着走走。
术后的几天时间里，吸入性肺炎又发作了。有时夜里出现了谵妄症状，意识不清，烦躁不安。白天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对我说：“住院了要告诉泗门镇的领导。”“好的，我会打电话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岳父是一位本份的老干部，六七十年来，从不给组织添麻烦，这次倒是破例了。
岳父担任过余姚泗门区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后来撤区并乡，留在泗门镇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毕业分配到泗门区下辖的一个公社工作，拿着介绍信先向区委报到，接待我的就是从未见过面的组织委员干同志（当时泗门区有个传统习惯，党内不叫职务，一律称同志，连区委书记大家都称他陈同志，叫的和应的都觉得亲切、自然，没有违和感）。这是我在工作上接触到的第一位国家干部，瘦长的个子，穿着整洁的灰色中山装，脸带微笑地握着我的手：“小陈同志，欢迎你来泗门区工作。”我递上介绍信：“干同志，区委有什么指示。”他只是简单而随意地同我聊了聊，大意是尽快熟悉情况，适应工作，有事多请示汇报，等等。
刚参加工作，我对一切都感到新奇而美好。我谦恭地听着，心里想着这位干同志像父辈一样，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干同志后来成了我的岳父。
那时，干同志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跑泗门区下辖的七八个公社。公社干部见到他都亲切地称他为“干同志”，和他没有距离，愿意找他聊聊工作，谈谈思想，所以他对全区的干部队伍甚至干部的家庭情况非常熟悉。
我所在公社的妇联主席是个热心人，参加工作以后的第二年，她将干同志的大女儿介绍给我（她们住的地方相隔不远）。谈恋爱开始的一个月，我上门去女朋友家，见到她爸，习惯地称干同志，后来时间一长，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才慢慢改口。
泗门镇的领导得知岳父病重住院，委派三位同志前来医院看望慰问。那天我不在。次日，岳父兴奋地告诉我：“昨天泗门镇领导来过了。”其实，平常每年泗门镇的领导都会上门慰问看望老干部，可他从来不会提起。这次他看得这么重，让我隐隐约约觉得，岳父在了却一份心愿——想生前最后一次见到组织上的人。
一天，轮到小姨子陪护，岳父对小女儿说：“我走了，不放心你妈，怕她寂寞，你给她买一部智能手机。”后来，小姨子买来手机后，岳父看了看，摸了摸，点点头，似乎心里踏实了。
镇里来慰问之后的两三天，岳父的状态还真不错，可过后胃口又差了，大半夜不睡，吵闹着要出院，自己拔管子，心疼住院花的钱。
记得住院前四个月的一天，岳父母曾让我们三连襟和三姐妹一起去家里商量一件事。岳母说：“老头子今年九十岁，我也八十五了。你们老爹提出来，要把一生的积蓄平分掉，每户二十万元，钱打到你们的银行卡里。”我们听后一直推辞，劝岳父母钱自己留着，不要省吃俭用，该吃吃，该穿穿，该买买。
其实，天下老人一个样，不论子女贫穷和富有，只想着身后多为子女留点财产。岳父身上穿的米黄色夹克衫，是我十五六年前买来自己穿的，穿了几天觉得不太合身，不穿了，妻子说让父亲穿着试试，结果他试着合身就穿到现在。
我们劝岳父生病了不要想省钱的事，况且大多数费用医保可以报销的。他听不进去，天天喊着要出院，要回家，回到泗门的家。其实岳父母在泗门镇的房子早在二十七八年前已经卖掉，这几十年一直居住在城区。
有人说，一个人老了以后，尤其到了生命的晚年，他最想念的是家乡，是出生的地方、成长的地方。
那天，岳母召集我们商量，说昨天夜里，老头子给我说要放手了……岳母对我们说：“我也反复考虑过，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让老头子走了。”大家听着，心情十分沉重，没有一个人出声。过了一会，我打破了沉默：“我们去问问重症室主任，看到底还有没有救。”主任耐心地告诉我们：“手术后站不起来，这一关过不了，肺以及其它器官会逐渐走向衰竭。但医生仍然会尽力的，最后的决定由你们做。”
岳父骨折住院救治已经四十多天，医生也是竭尽全力，但由于岳父年事已高，继续救治没什么希望。这样痛苦地拖延时间，也违背岳父的意愿。
岳父走的那一天，眼睛微闭只露一条缝，喉咙只能发出“哦哦”的声音。护士撤掉了安装在他身上的许多管子，只留一根鼻氧管。护工给岳父擦洗全身，换上了家里带去的内衣内裤（寿衣）。岳父“松绑”以后，几次抬起右手，摆了一个“OK”的手势。临走前的大半小时，岳母和我们三连襟三姐妹围在岳父的病床两侧。此时的岳父，神态自然安详。我们看着他的脸，每个人都说：您放心走好了，姆妈我们会照顾好的。岳父抬起右手，缓缓地做了个“再见”的手势。
那年11月3日，岳父以这样的方式跟我们告别了。